1840～1949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复杂、生动、始终变动不居的转折时期。中国从强盛的位置中衰下来，以至落后挨打，成为弱不禁风的“东亚病夫”，几乎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都保不住，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几乎变成一个或多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在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支持下，在西方先进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国的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中，在众多仁人志士、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的奋斗中，终于挽狂澜于既倒，不仅摆脱了即将沦入殖民地的不幸命运，也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困境，把中国引向了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之坦途，引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之坦途。这样的社会历史变化：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性质迭起变化，国家主体、政权主体、社会文化思想的主体迭起变化，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可能是仅见的。 对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在1949年前的旧中国，在那时“书不读三代以下”的学术氛围和政治氛围下，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不受重视的。少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管持何种观点，都可能被讥为“政治”，难以在学术界发展起来。新的人民的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现象迅速得到扭转。极有象征意义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于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在1950年5月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前身），几乎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研究机构（连同自然科学在内）。社会历史的大转折，革命大潮的猛烈推动，要求人们去探求这种历史变化的深刻原因。这种原因当然可以从中古以前的中国历史中去寻找，但那要间接得多了，于是中国近代史成为建立很晚但却发展很快且为社会关注的热门学科。因为现实的中国是直接从近代中国而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不仅有学术发展本身的需要，而且要受到现实需要的推动。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不仅要讲究科学性，而且要注意现实性、革命性。正确处理两者的结合，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成绩是众所周知的。一批又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成长起来，还发表了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近代史著作。在以往的研究和讨论中，学者们尽管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有不尽相同的主张，对近代史上的若干问题有不尽相同的认识和解说，但在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却相对取得了较为相同的认识。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绝大多数学者热烈研读、努力熟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尝试、探索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近代史的研究，在批判旧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史学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见解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接受了基本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分析、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这就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获得了正确的方向，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学术方向。在这一方向指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性质、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相结合反对、镇压人民革命的认识、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对国共两党从联合到对抗的力量消长变化和政权更迭的认识，大体都取得了共识。 当然，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由于掌握史料的情况不同，研究者社会阅历的不同，对历史发展的辩证认识不同，对历史研究的目的认识不同，尤其是对唯物史观的领会差异，在研究过程中难免见仁见智，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不同认识。如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近代史上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作用的认识，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对民族独立与近代化发展关系的认识，等等方面，研究者的见解实际存在着差异。这些或许都是很难免的，尽可以继续研究，继续讨论。 近十年来，尤其是近数年来，近代史研究的各个学科都很活跃，新见迭出，不少研究领域取得了进展，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有些是专门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有些也不尽然，反映了社会各方面对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关心。以下提出几个原则性问题来进行讨论。 一、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或者说，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取得成功，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其原因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分析之上的。 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早在1912年和1919年间，列宁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分别提到中国是半封建的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他是从过渡阶段的社会这样的角度分别提到这两个“半”的，但未作论证。中国人接受这样的观点，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最近有人查考，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在1929年2月（《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陈金龙文），那是在中共六大以后。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理论界还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1939年底和1940年初，毛泽东连续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指导性论著，系统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不止一次强调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总之，认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才能解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推动下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都认同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