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在中国夺取的重要出海口岸，但是，在鸦片战争前期，香港并不是英国试图在华攫取的第一个目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被英国政府视为是“理想之地”，英国对香港的夺取，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英国对华战略的若干调整过程。 一、从多个目标到倾向舟山 最初，英国政府策划鸦片战争的时候，就将获取中国的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目标。1839年10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 J.H.T）向驻华代表义律（Eliot.C）传达了内阁的意见，声称将谋求议会通过对华战争提案，要求义律在第二年三月以前秘密作好各项战争准备（抛售货物、撤退侨民等），还提出战争计划的轮廓，拟夺取中国“一个岛屿地方，它可以作为远征部队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作为贸易机构的牢固基地，因为我们对这样的某个地方想要保持永久占领”[①]。 但是在具体岛屿选择上，英国政府内部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开始时提出了台湾、澎湖、福州、厦门、舟山等候选目标，后逐步排除。海军部次长巴罗（Barrowl）认为：台湾简直“大得不像一个岛”，远非英国的现有兵力所能长久攻占；而要封锁包括海南岛在内的中国海岸，则需动用英格兰舰队的一半兵力，这是不可能的[②]。巴罗的意见得到鸦片贩子查顿（Jardine W.）等人的支持，这批人长期在华活动，对中国的地形颇为了解，也感到台湾等岛屿太大，对这些岛屿的永久性占领必须获得岛上居民的支持，而这是没有把握的。1839年9月，查顿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占领香港，因为“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湾，给水充足，易于防守”[③]。查顿的方案并没有引起英国政府的注意，仍为荒僻小岛的香港暂不在英国执政者的视野之中。不仅香港，就是广州的交涉地位，也遭到英方某些重要人物的否定。 在选择过程中，舟山的地位日渐突出。 其实，英国对舟山并不陌生。舟山，亦称定海。位于浙江中部海面。1689年，鉴于外商在宁波海关走私逃税严重，清政府在舟山设“红毛馆”开关通商。1700年英在岛上建立商务监督公署，派出首任驻华总领事兼商务监督，以十万英镑作投资，而同一时期英国对广州厦门的联合投资不过75200英镑，其对舟山的巨大希望略见一斑。1756年，“洪任辉（Flint J.）案”发，清政府下令关闭“红毛馆”，英人对舟山的觊觎受阻却未止。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要求出让舟山一岛作为英人居住和货物存放地，遭中国政府严拒。 鸦片战争的爆发给英国提供了机会。舟山具有的经贸与战略价值被英国官方人士普遍看重。1837年11月9日，义律寄送巴麦尊一份备忘录，建议英国派出武装部队“不是在广州，而是在舟山以北建立根据地”[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官方代表建议武装占领舟山的首次提出。1839年4月3日，当中英关系趋于紧张之际，义律又以“最最忠诚的心情献议陛下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并断言英国“将从此获取最最适意的满足”[⑤]义律还极力向外交部、殖民部、海军部的有关官员大肆鼓吹舟山的“有利条件”，称“如果把舟山辟为自由港，它将成为“一个不列颠的商业中心”，该中心不但面对中国，而且面对日本，所以舟山不久便会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贸易场所，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基地之一”[⑥]。义律的建议得到了英国各方普遍地认同。英印总督奥在兰对义律的建议予以政治和战略方面的补充，认为厦门、澎湖等地在“贸易战”中均有价值，但要给清政府以“较深印象”，则需“占领较北面”的舟山，“这样更能提供大运河与大海之间交通控制权，以及可能大得多的政治影响”[⑦]。巴麦尊也认为“舟山群岛的位置处于广州与北京的中段，接近几条通航的大河河口，从许多方面来看，能给远征军设立司令部提供一个合适的据点”[⑧]。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向海军部和驻华代表下达作战部署，第一步封锁珠江口，然后以主力占领舟山群岛，在岛上建立永久性质的总指挥部和大的屯兵转运基地，再向白河河口发展，舟山成为英国欲图在华建立殖民地的首选。1840年7月6日，英军经过数小时激战后攻占舟山，是役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军队首次大规模交战。 英军占领舟山后即在岛上实行殖民地的统治，专门成立了殖民当局—巡理府，宣布岛上所有民政、财政和司法管理均由英方执行，岛上居民需向英国殖民者纳税，并接受英国法律管辖，英国官员有权“驱逐任何人员”。并强行把舟山划为自由贸易港，“凡各国船只，俱得出入买卖”[⑨]。还在岛上擅行抽税设立复书院、育婴堂、苦老院、养济院等宗教奴化机构。 二、从舟山到香港的转换 殊不知，事态变化，一波三折，英军在占领舟山7个月后却予以放弃。1841年2月25日，英军撤出舟山，次日，清军葛云飞部“收复”失地。 为什么英方要“匆遽地并且莫名其妙地撤出”（巴麦尊语）图谋已久的舟山？ 近年来，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主要是由于占领舟山后英军水土不服导致大批病亡，迫使英军不得不及早撤出。学者们所依据的是亲自参加占领舟山的英国海军上尉奥塞隆尼（Ouchterlony J.）的统计：1840年7月13日到12月31日英军的生病人数有5329人，病死448人[⑩]。这确是一个大数目，有学者进行了计算，英军在舟山的病死人数是其整个鸦片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11)]，舟山英军约有3000人，人均得病近两次[(12)]，情况确实非常严重，但这决没有构成英军撤军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在英方代表提出归还舟山的时候，英军的病亡情况远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懿律和义律7月30日就离开舟山北上天津白河口，在这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得到来自舟山的具体消息（特别是军队大量病亡的消息）。8月30日，同直隶总督琦善开始会谈，鉴于琦善对英军占领舟山的特别反对态度，英方代表表示占领舟山只是为来华英军提供临时基地，如果中方能满足英方的条件，“归还舟山一事将没有不可克服的反对意见”[(13)]。这是对永久占领舟山立场的重要修正，舟山的未来地位不再是占领地，而变成了一个索取其它条件的筹码，为了表示“诚意”，英军还允诺将先期从舟山撤出一半兵力。这时，英方代表还没有得到英军病亡趋于严重的情报，他们得知这一情况是在白河交涉后重返舟山以后的事，这在9月29日义律给巴麦尊的汇报中有确凿证明，“我们关切地告知阁下，昨天，我们回到舟山的时候，听到了有关军队士兵健康的坏消息”[(14)]。奥塞隆尼的统计是从7月13日到年底的笼统数字，各月的情况不详。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义律等作出有条件放弃舟山的决定并向中方代表交底的时候，并没有将军队的病亡因素考虑在内。是的，后来义律得知英军大批病亡的消息，更加促使其舍舟山另图。在前引义律向巴麦尊的汇报中，义律借此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在广州附近得到一个岛屿”来替换舟山的建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征兆，说明义律已经把霸占殖民地的目标调换到广州附近，虽然没有具体提及香港，不过，义律对广州沿海地区是非常熟悉的，还因为白河交涉时中英已经达成了协议，双方交涉将回广东进行，就近勒索或占领毕竟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