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具有多方面影响的重要人物。同治二年（1863年），他进士及第后，授职翰林院编修，在京师渡过了近20年的词臣学官生活，以清流党人著称。从光绪七年至宣统元年（1881—1909年），张之洞由巡抚而总督，由总督而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一般的词臣言官上升为对朝廷内政、外交颇有发言权的显赫人物。在这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于仕宦前期养成的清流特色是保持终生的。因此，具体分析他的清流党时的各项政治主张，以及他对国家内政、外交问题的实际态度，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研究，并能从一个侧面窥见当时政坛的面貌。 一 “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负有时望、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的称呼。晚清的“清流”，又称清流党或清流派。清流党继洋务派之后而起，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慈禧太后为了垄断朝政，于1865年底把内阁学士李鸿藻派入军机处，对奕欣进行牵制。李鸿藻则利用自己军机大臣的身份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引荐端士”，把大批新的御史、翰林、文人学士结纳在自己的周围。时人记载说：“李鸿藻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选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①]清流派自视清高，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一般都大胆敢言。他们不断评议朝政，纠弹权贵，抨击奕欣、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全国”，[②]形成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慈禧为了扼制奕欣和李鸿章等人势力的发展，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③]的权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捞取“清议”的拥戴和舆论的支持。自己则居高临下，随意操纵各派政治势力，巩固自己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张之洞之所以参加清流派，是由其教养和经历所决定的。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幼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封建正统思想的熏染，从小对功名怀有强烈的追求。由于他聪明好学，所以13岁就成为秀才，15岁中头名举人，26岁中探花。时人说“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④]此后，张之洞在京则官翰林，外放则点学政，过了近20年的翰苑言官及学官的生活。这段经历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和朝廷中的清流人物接触，促使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日益和清流派接近。1877年，已是“不惑之年”的张之洞，从四川学政任满回京，再度充任教习庶吉士这个冷差。他面对的现状是国势日衰，个人官运蹇滞，拮据，两袖清风。凡此种种，张之洞莫不感慨系之，心怀抑郁。恰在此时，京师清流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国子监司业宝廷、詹事府左庶士黄体芳等掀起上书言事的高潮，他们尖锐地评议朝政，抨击时弊，论文风发，引人注目。张之洞深感同调，正式参加了清流派的政治活动。他既同张佩纶订交，“究心时政、不复措意考据之学”，[⑤]“以喜言国是、弹劾大僚为贵”。[⑥]又与黄体芳、陈宝琛、宝廷等十数人“常于松筠庵为会，讨论朝政，一时殿陛风生。”[⑦]张之洞“遇事敢为大言”，针砭时弊、不遗余力。加以他才华横溢，思虑周密，所上奏折都很有份量，不能不令人叹服。所以，张之洞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为清流派的一员健将。他和张佩纶被时人称为“青牛角”（清流谐音）“尤为李鸿藻所器重。”于是，“二张（张之洞、张佩纶）一李（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思，广结党援。”[⑧]组成一个颇有影响的政治集团。 二 考察张之洞的清议活动，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他不仅对清廷的内政外交问题直抒己见，而且还提出许多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试举其荦荦大端。 一、抨击吏治腐败，弹劾贪官污吏。 这主要表现在他为四川东乡（今宣汉县）“诬民为逆案”平反昭雪及与陈宝琛联名上疏抗争“裁抑奄官”。四川东乡冤狱发生在光绪元年（1875年），东乡知县孙定扬勾结支应局劣绅对农民敲诈勒索，违例苛敛，农民不服，聚众闹粮。孙定扬恼羞成怒，居然诬民为逆，具禀请剿。当时署理四川总督文格不问青红皂白，饬批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到东乡，大举烧杀抢掠，“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女老幼而尽杀之”。[⑨]事后，文格有意包庇肇事凶手孙定扬、李有恒，反而诬告东乡农民“叛逆”，构成冤狱。1876年，东乡农民代表袁庭蛟赴京控告，反被刑部拘押，后解回四川。都察院御史看出蹊跷，纠弹文格等人。清流派配合御史的纠弹，奔走呼号，为无辜受害者伸冤，结果是“事无真是非，刑无真罪名”。[⑩]首恶者逍遥法外，受害者含冤九泉。 张之洞在光绪二年（1876年）视察四川期间，对此案已有所闻。当时，他对“川省赋敛之太重，民力之困竭，诬叛之奇冤”就深表同情和愤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他乘朝廷改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赴州查办覆命之机，以《重案定拟未协》专折上疏，指出“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11)]接着，他详细列举了四川官吏横征暴敛，鱼肉乡民的情况，为农民抱不平。张之洞指出，国家要长治久安，惟民心可恃。要赢得民心，首先要做两件事：“一曰赋剑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强烈要求平反冤案，严惩罪魁，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张之洞的专折有理有据，痛快淋漓地把东乡农民冤案的真像揭开，引起部分朝臣的共鸣和支持。慈禧太后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诏令刑部议奏平反。肇事主犯孙定扬、李有恒等被判处死刑，文格被革职查办。恩承、童华亦因复查不实，欺上瞒下被充军。蒙冤多年的东乡农民终于得到昭雪。张之洞的“清议”显示了作用，赢得了“直谏”的蜚誉。 光绪六年（1880年），张之洞和陈宝琛抗疏李三顺案，再一次显示了清议的一定作用。李三顺为慈禧的侍奄，一次奉命往醇王府送礼品，因违例直出午门，被值班护军阻挡，双方发生口角。李三顺狗仗人势，盛气凌人，护军亦是满洲贵族，一气之下就揍了李三顺一顿。李三顺向慈禧诬告禁御藐抗懿旨，慈禧大怒，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处死护军。奕欣、李鸿藻等虽持异议，但怕得罪慈禧，不敢公开表态。这么一件小事，一时竟成“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的局面。[(12)]张之洞和张佩纶、陈宝琛等密商，决定根据张之洞的意见草拟奏折，由他和陈宝琛二人联名上疏抗争，指斥李三顺违反宫廷禁例，咎由自取；惩罚护军，既违祖训，亦有悖情理，要求宽免护军裁抑奄官。疏上，慈禧对清议有所顾虑，同时觉得为此杀掉几个满族护军也有点太过，遂改下懿旨，从轻发落，并将“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罚首领太监月银六个月”。[(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