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1842—1922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四岁随父回国。他一生活了八十岁，几乎与近代中国前八十年相始终。前四十年，大多在海外求学、任职，是获取外国律师资格的第一个中国人，是香港立法局的第一位华人议员。后四十年，在国内政坛上进行政治实践，投身洋务运动，参与清末政治改革，参加建立民国，反对复辟反对军阀，最后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赍志而终。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国内学界并无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就其政治制度思想的形成、演变作一番考察，以求正于方家。 一、主张改革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 辛亥南北议和期间，伍廷芳曾对唐绍仪谈及，自己原来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①a]。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其早年经历。 他少时即“慨然有澄清宇内之志，不屑为章句帖括之学。”[②a]由鄙视八股时文转而赴港学习西学，由目睹中国积弱之景状转而萌生匡世救国之心：“以为欲救国危，非赴欧美精研法学，举吾国典章制度之不适者，改弦而更张之不可。”[③a]遂以十余年薪俸积蓄，于1874年自费赴英留学，攻读通商、交涉、刑名、律例和万国公法。域外三年的学习、观察，使他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的了解。1877年1月23日，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抵达伦敦的次日，伍廷芳就前往拜访，谈话中简截地道明了君主立宪政体与君主专制政体的迥异之处：“英国之政，君主之，实民主之。每举一事，百姓议其失，则君若臣改弦而更张。”[④a] 1882年，伍廷芳应邀入李鸿章幕府，投身洋务运动，之后逐步跻身政坛，直至1909年退居上海。宦海生涯二十余载，伍廷芳目睹朝政腐败，纲纪废弛，以致列强环伺，民族危机不断，这使他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为“有可行处，有不可行处，特视其人用之善不善耳。夫权在一人，号令严则措施自易。……一切敷布，及其改革，自无掣肘捍格之虞。……惟一遘暴君，擅行威福，视民草莽，耕凿难安，不必桀纣一流，而生民已困于水火。”通过中外历史比较，伍廷芳看到，专制政体曾经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随着民智渐开，已不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盖自数百年，四海萧骚，咸狙伏于专制政府之下，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压逼太甚，炸力旋生，其势使然。以是人心之趋向，渐集民权，君权已居少数。”因此，他认为中国只有“上下一心，变法图强”，改革专制政体，才能“不战而抗行欧美”[⑤a]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伍廷芳在晚清政治改革运动中，“屡有条陈，辄思补救”[①b]，进行了一系列维新改良的实践活动，其中最集中地体现在主持修订法律，进行法制改革。 伍廷芳认为，“法无不变，制贵因时。”中国法律和西方法律差别很大，虽不能强求相同，却须因时而变。就刑法而言，中国量刑用刑重于西方。因为中西刑法“不一之故”，所以在教案等交涉事件中，造成“华民科罪，则虽重犹以为轻；洋人定案，则极轻犹以为重。”针对这种状况，有必要参酌中西刑法，改重从轻，行圣明钦恤之政。就中西通商而言，更需法律保障，故应“采各国通行之例，折中定律，勒为通商律例一书，明降谕旨，布告全国。所有交涉诉讼，彼此有犯，皆以此为准。”[②b]1902年，由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荐举，清廷命伍廷芳和沈家本为修订法律大臣，“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③b]1903年伍廷芳开始参与修律，直至1906年退出，前后共四年。由于英、美、日、葡改订商约时曾得到允诺，中国修改法律后他们将放弃领事裁判权，因而他坚持认为，“此次修订法律原为收回治外法权起见，故齐一法制，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实为开办第一要义”，是“变法自强之枢纽”[④b]。他指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⑤b]基于此，伍廷芳和沈家本主持删订《大清律例》时，废除了凌迟、枭首、戳尸、缘坐和刺字等酷刑；更定刑名，将笞、杖、徙、流、死五刑，改为死刑、徒刑、流刑、拘留、罚金；改变死刑执行办法，规定只用绞刑一种；将继承、分产、婚姻、田产、钱产等属于民事的条款划出，不再科刑。此外，伍廷芳还主持制订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诉讼法草案》等新法。这些法律，连同他人制定的《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等，引入了西方近代法律观念、原则，改变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中国传统法律结构，促使“政刑分离”和司法独立，触动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从而推动了中国法制近代化和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二、投身革命洪流，拥护民主共和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于1911年11月12日联合张謇等人，致电摄政王载沣，请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⑥b]清廷未予理睬。伍廷芳又单独上书庆亲王奕劻，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年来假立宪之美名，行专制之虐政，上下中外罔不周知，朝廷之大信已漓，虽复家喻户晓，其谁信之”；清室的出路只有一条，即主动放弃帝位，“与民享共和之幸福”[⑦b]。其时，满洲亲贵载涛、良弼等为保住大清王朝，重募死士，决意暗杀赞成共和的汉人，伍廷芳亦在其列。对此，伍正气凛然，斥之为“野蛮举动”，并道出其潜伏的“利害安危之机”：“汉人百倍于满，果使挺刃寻仇，互相报复，为满旗计，后患何堪设想。”[⑧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