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文化保守主义是在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加剧的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政治文化思潮，是介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派和激进主义的西化派中间的文化选择，“中体西用”和“中国文化本位”之类的理论与实践是其主要形式，干预政治发展是其主要内容，维持封建政治秩序和利益分配格局是其最后归宿。从总体上看，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一样，最终都成为延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政治文化 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有限的社会变革原则，是在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加剧的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政治文化思潮，“中体西用”论及其实践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一方面在认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传统，另方面又在批判异质文化的前提下学习异质文化，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中西文化的调和、互补，所以它是介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派和激进主义的西化派中间的文化选择。保守主义最初在西方是作为与革命相对立的概念出现的。它的存在乃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认识，即人类的生存以紧张状态为其特征，而政治活动可以使之缓和，但是决不可能使之消除。这种保守主义哲学观念中关于社会紧张状态是绝对存在的思想，其意义在同激进的革命学说进行比较时更易理解。在后者看来，邪恶和苦难的主要原因并非藏于人类生活的本质之中，而是源于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因此，至少可以考虑通过对社会秩序中的相应部分进行彻底变革来消除这些原因，从而解放人类于水火苦难之中。不同的是，邪恶和痛苦在保守主义眼中是人类生存所无法摆脱的，明智的做法不在于用宏大的乌托邦方案加以废除，而在于以温和的措施去抑制和减少其影响。政治活动相对于人类存在的绝对紧张状况来说，只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活动。从两者的本质出发，保守主义就可以定义为是以维护相对的有限的政治为目的，以调和、平衡和节制为内容的政治艺术。近代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埃德蒙·伯克（E.Burke）就认为，以革命方式追求自由并不像法国革命独立主义者希望的那样会扩展有限政治并使之发展，相反，革命会毁坏维持有限政治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中首要和最关键的是法治，是独立的司法制度，是代议制度，是私有财产制度，是靠维持均势以保护政治独立的对外政策。比较起来，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与西方的保守主义既相通又有异。相通者，它们都是伴随着现代化运动的冲击而出现的关于发展模式的思考与选择；它们都基本是以维护已有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为出发点来确定发展模式；它们都基本体现出折衷、调和、平衡、节制的本质特征。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方式、范围和程度、目的上都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它不是相对于革命而是相对于彻底的改革与全面进步、产生于权力集团和知识阶层中间的一种有限变革思潮，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异域文化的关系、态度和原则，在其流变演进中逐渐显露出浓重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和以有限改革之名，行维护道统之实的目的。 中国近代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出现的变革主张无论怎样纷纭杂呈，基本可归入三个类型：一是复古主义的传统派，二是激进主义的西化派，三是保守主义的体用派。传统派者抱持唯古是尚、对古圣先贤无条件地顶礼膜拜的心态，主张凡中国的文化，无论总体、部分，无论政治、经济、教育、人伦道德，都得全部继承固守。而外来文化勿论本末，皆须坚决拒斥，否则便是用夷变夏，使中国不再成中国。19世纪中后期的倭仁、屠仁守、徐桐、李鸿藻、王先谦、叶德辉、刚毅等，属于这类人士，清末民初的康有为、严复、陈汉章、夏曾佑、张东荪、林琴南、辜鸿铭等也属于这类人物。西化派则针锋相对，认为西方在于物质文明、中国在于精神文明的说法不妥，一切文明都是物质与精神的整体，物质的不行，精神者也会有问题，反之如是。中国不如西方的不止是物质也不止是制度，而是整个文化。只有抛开枝叶，从民主和科学之根本学起，推翻中国的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才有结果。即如胡适所说的“wholesale westernization”。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陈独秀、吴虞、易白沙、陈序经、胡适、丁文江、吴稚晖、林语堂等人。然而，实际上无论是传统派还是西化派，从思潮流变的全景来看，都未能成为中国文化变革中的主导者。传统派虽然以习惯心理和文化定势为依托占先声夺人之地利，但随开放局面的逐渐展开，面对大势所趋也便显出无乃黄昏的颓象。西化派虽然从世界潮流、驾改革风气有脱颖而出之锐气，但终因古老文化基因的深厚和有绝对、片面、气势凌人之嫌而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唯独以折衷调和面目出现的“体用”派既要维护道统和皇统的传统文化，又倡采借西洋器物技艺的新鲜事物，以民族主义的文化情怀与开明进取的改革姿态来慰藉与迎合王公权贵、道统卫士和西学学人、新派猛士，以其随上合下、不偏不倚的中庸做派而终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道主要障碍。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文化观虽渐趋式微，但作为一种思考与处理中外不同文化的方式，依然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中体西用”名堂相异而内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变革主张时有滋长，不绝如缕。纵观其存在演化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它始为一些放眼域外、意在革旧的官僚士绅的行为策略，继而渐成权层和一些既得利益者维护道统、抵制改革而借用的手段。近代以后变革中呈现的由科技至经济至政治、由器物而制度而价值观念层面依次展开中的艰难、曲折，充分展示了“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本质及其在现代化中的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