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近代化历程，女子教育作为“救亡图存”和“妇女解放”的突破口，在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引起了一场深刻的变革。“相夫教子”、“保种强国”、“独立自养”、“伸张女权”、“男女平等”等女子教育思想的提出，为女子教育的倡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创设女校、创立学会、创办报刊作为开启女智的主要途径，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关键词 女子教育 男女平等 思想文化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西学东渐风气的习染，另一方面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和革命派的鼓吹与推动直接相关。这些思想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对传统女教的揭露和批判，根据中国近代的时代特征，结合妇女自身的特点，从教育的目的、方法和途径等方面，对女子教育问题提出了种种精辟独到的见解。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某些观点失之片面，但总体看来，这些思想的形成，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且将女子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正式纳入了学校教育的轨道，同时也为妇女自身的解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分析，以期探讨女子教育对社会发展和妇女解放的促进作用，进而对现代女子教育有所启迪和借鉴。 一 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近代化历程，妇女问题作为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被提上日程。妇女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救亡图存”的大局出发，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立国之本。“女子握生生之原，居人数之半，为社会命脉，国之兴亡，女子与之有密切联系。”如果“一国之中而有半数无用之民，其国安能存于竞争之世界？”[①]另一方面从妇女自身解放的局部着眼，以唤醒沉睡的中国妇女于蒙昧状态，进而使女性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做人的资格。为了完成时代赋予的“救国家”和“救女人”的历史使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实行女子教育作为解决妇女问题的突破口，从理论到实践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追求。 探讨女子教育，首先面临的是为什么要加强女子教育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和有觉悟的知识女性关于“相夫教子”、“保种强国”、“独立自养”、“伸张女权”、“男女平等”等女子教育思想的提出，正是围绕着女子教育的目的这一基本点而展开的。一方面从振兴中华的高度正面阐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另方面针对女性自身的局限从反面说明女子教育的迫切性。 “相夫教子”的女子教育思想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以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为理论依据，依然把家庭作为女子的活动天地。因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维护封建统治机器正常运转的精神武器，女子在“齐家”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夫——一家之主，要精心侍奉；子——宗嗣之继，要关怀备至。只有女子在家庭中恪尽职守，男子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勇当为国尽忠的义务。而“齐家”必自“修身”始。所谓“修身”从近代意义上来讲，就是要求女子不仅要具有传统“美德”，而且要识文断字，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以便在精心照料夫子的饮食起居的同时，为丈夫在社会上“建功立业”有所帮助。1898年5月，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就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而开设的。其教育宗旨是：“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②] “相夫教子”的女子教育思想贯穿于近代女子教育的始终，从当时正反两方面的诸多资料看，直至五四运动以后依然在就此展开论争。当然，“学成即勿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③]的封建思想应该批判，但因之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这一思想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甚至影响至今，其中至少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值得吸收和借鉴。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贤妻良母的问题，而在于把它看作是女子教育的全部，还是部分；在于把它看成是对女子单方面的要求，还是对男女两性共同的期待。当时一些较有觉悟的知识女性已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今之兴女学者，每以立母教助夫训子为义务。虽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之责任；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则失之过甚矣。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之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④]这些真知灼见对现代男女观念的转变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我认为，如果把女子的“修身”作为“齐家”的部分内容，如果把“齐家”作为男女共应承担的义务，这种贤妻良母的教育则是应该肯定的。过去、现在、将来无不如此。 “保种强国”的女子教育思想以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为代表，在近代教育史上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种思想和“相夫教子”的女子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其目的都是为了治平天下。但前者侧重于“相夫”，而后者则侧重于“教子”。综观梁氏的有关论述，其女子教育思想主要是建立在“强国智民”这一基点之上的。他认为当时中国最严重的莫过于教育不良，民智不开，人才缺乏。而要开启民智，培养人才，必自女学始。他说，治天下之大本有二，一曰正人心，二曰广人才。“而二者之大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⑤]在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维新派和维新女子，结合日美等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情况，针对女性恬静、细密、长于抚养、善解人意等性格特点，以及女性在幼儿性格品质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多方面、多角度地阐发了女子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兴邦振国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作为母亲，如果能通于学本，达于教法，必然会教子有方，训女有术，其结果，不仅孩子终身受用，而且还可以强种保国。反之，智民少，无业众，从而使国家积弱不兴。从当时的记载看，有关这方面的时论较多，一言一蔽之：“欲强国，非造国民不可；欲造国民，非兴女学不可。”[⑥] “独立自养”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展开论述的。其出发点不仅注意到了女子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注意到了女子教育对女性自身解放的积极意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子既无识、又无业，依赖男子以求生。这样，对社会来讲，必然是生利之人少，食利之人多，长此以往，只能是坐吃山空；对女性自身来讲，由于长期受养于人，因而只能屈居人下，时时受人压制，处处赖人保护。因此，要增加社会财富，要去其女性自身的依赖性，“非使女子各有职业不可，欲女子各有职业，非大兴女学不可。”[⑦]如果我们象西方国家那样，人人晓普通之学，人人习专门之业，于国、于家、于女性自身都将会大有裨益。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大量的女子实业学校相继设立，从而为女性自立于社会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