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本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许多理论主张是学习、引进西方近代史学观点而得，这是明显的事实。以往有的论者曾对此加以讥议，这是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发议论，因而是很不恰当的。梁氏所处的历史条件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建设急迫需要理论的指导，而当时是一张白纸，传统史家虽然曾经发表过一些有益的主张，但那是处在以往的历史阶段讲的，决不能简单沿用于竞争激烈、国事日蹙的近代社会，而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已远远先进，难道反而要对它深闭固拒、不予理睬吗？学习西方的进步理论，当时正是发展本国史学的迫切要求。梁启超以他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性格和理论兴趣，热心学习并且向国人大力传播西方近代理论，恰恰符合时代的这种需要。从半个多世纪后改革开放的今天来看，更是值得赞扬的。还应指出，梁启超不是照抄外国书上的说法跟着学舌，相反，他具有理论创造的条件。一是重视理论的阐发，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为宣传新思想建立了不朽功勋。二是他对传统史学有极深的素养，对于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方法尤有深刻的认识。三是他本人有丰富的史学实践，撰写了大量有关通史、学术史、文化史、人物传记等方面的著作，对治史的方向、方法的得失有深刻体会。所以他学习西方理论是同中国的社会实际、学术特点相结合的。他的理论主张在几十年中受到推崇，其深刻原因正在于此。 梁启超于1924年和1926年先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约11万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约14万字），这两本著作发展了本世纪初撰著《新史学》时形成的观点，构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若跟同时或较后时间的同类著作相比较，梁氏这两部专著观点更明确，内容更丰富，也更有系统性，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据我看来，梁氏的史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关于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二、历史的因果和动力。三、史学方法论——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四、史家修养。五、专史的做法。 一、论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 梁启超史学理论的核心，是论述近代史学著作应该对促进国家富强、推动社会适应近代化潮流、提高国民素质发挥有力的作用，并且为近代史著规划了与旧史迥然不同的内容，论述了对旧史进行改造的具体途径。 梁氏论“史”的目的，发展了《新史学》中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思想，明确主张今天著史应作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以促进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梁氏相当深刻地论述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及历史的教育作用：“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别’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的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瞿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成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这样来界定“史”的目的，又是世界激烈竞争、弱肉强食的形势使民族生存经受严峻考验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在今日惟个性圆满之民，自进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 梁氏认为今日理想之史著，必须再现出昔日人类活动的“体相”，且能显示出历史演进之因果关系，最终可为国民生活提供借鉴，因此对“史”下了这样的定义：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根据这一定义，他为撰成一部“适合于中国人需要之中国史”设计了22个项目，主要有：中华民族如何由各族混合淳化而成，民族间的关系和中华民族活动范围的拓展，与世界的关系，政治组织、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民族思想和思潮演变等。最后，归纳中国史的主要内容为四项：“第一，说明中华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明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征，与其将来对全人类所应负之责任。”这四项，构成了有机联系的四个层次：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各民族的活动和关系——思想文化的特点——中国与世界。梁氏所规划的近代史学，记载范围之广阔为旧史所无法相比，在指导思想上则明确贯串了近代国民意识和进化观点，因此，这些理论主张对近代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梁氏又根据上述对“史”的意义的界定，系统地提出对旧史改造的意见：一、改变旧史以“少数特别阶级”（贵族，或官僚阶级，或智识阶级）为写作对象，为以国民为对象；二、“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彻底改变旧史那种“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的状况；三、史家应改变“中国古代，史外无学”的旧观念，做到集中精力于对人类“各种活动之相”的研究；改变旧史家好加主观褒贬的做法，提倡客观研究的精神，“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五、对旧史的史料价值，应以“科学的眼光严格审查”，“重新估价”，作材料的搜补和考证；六、改变旧史片段、孤立、不相联属的状况，新史叙述史实，“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光交，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还应有说明，有推论，使整部的史书成为结构严密的系统的著作。 以上各项，实则以史的对象、视角、史家的态度、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史书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这六个方面，对比论述了新的史著与旧史的不同，规划了由改造旧史到创造新的史著的途径。关于集体编撰通史的组织工作，梁氏提出应联合各方面有专门学识的专家先作专门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事通史的研究和撰著，“分途以赴，合力以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