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英国是近代中国遭受不平等条约压迫和束缚的祸首。在西方列强向中国逼订不平等条约的行列中，英国充当着领头羊的角色，所起作用位居首要。从劫掠条约权益来看，英国所占份量亦是首屈一指，不仅大部分是它作俑，而且所有条约特权它均要染指。对中国人民和历届政府的废约要求，英国态度尤为顽固，始终不愿放弃殖民主义立场，但终不能阻挡时代的潮流。 关键词 英国 中国 不平等条约 自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中国遭受着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束缚，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英国是中国蒙受这一巨大耻辱和灾难的祸首。它不仅开此先河，并推波助澜，使中国深深地陷入不平等条约的漩涡，而且长时期顽固坚持条约特权，在中英关系史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笔。 一、勒订不平等条约的头号角色 英国是一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西方列强向中国逼订不平等条约的行列中，它充当着领头羊的角色。英人伯尔考维茨即说，“向那不幸的北京清朝官员要求让与特权的行列中，英国公使不是站在第一名吗？”[①] 从不平等条约的产生途径来看，其重要特点是用战争或胁迫手段挟制中国订约，这一恶例是英国开创的。如所周知，自从产生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法之后，条约便成为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大量是通过条约作出规范，“条约实国家间权利义务之最大渊源”[②]。根据国际法的主权原则，两国订约须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而不能施以暴力胁迫。然而，为了敲开中国大门，以及保护罪恶的鸦片贸易，英国公然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强迫中国订立满足其侵略要求的条约。在策划这场战争之时，英国政府便预拟了准备强加给中国的条约草案。外交大臣巴麦尊在致全权公使懿律的信函中，明确提出：“如果关于英国各项要求的问题能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则该项协议应写成一条约的形式”，并以占领舟山群岛作为履行条约的条件[③]。战后英国如愿以偿，迫使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上签了字。 此例一开，英国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施故伎。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它又胁迫清政府订立了新的条约，英全权专使额尔金直言不讳地供认，这件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④]。正是通过暴力或以此为基础的恐吓手段，其后英国一次又一次地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伯尔考维茨毫不掩饰地说，“谁能否认英国的刀剑曾两次，甚至三次砍掉了中国的固执，为贸易和企业打开一条出路呢？”[⑤] 在英国的带动下，其他西方列强莫不纷纷效尤，以同样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紧随英国之后，美国专使顾盛率军舰来华，以战争相威胁，“终于迫使中国人相信和美国签订条约，是必要的”。法国和其他列强也无不如法炮制，勒订条约。战争成了列强的杀手锏，如中国拒绝订约，“势必先使中国人民遭受战争的一切灾难”，并要“把它看作中国招引并盼望与其它西方国家战争的证据”[⑥]。这样，在英国作出令列强们信服的示范之后，中国订约史上便充满了暴力和恐吓。 值得指出的是，中英曾于1869年商订《新修条约》，该约是“两国通商以来第一次在和平环境下，通过谈判方式，取得协议而后签订的条约”[⑦]。从根本上说，该约亦是不平等条约，但在形式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互惠互让。可是，英国资产阶级却非常不满，极力予以反对。于是，这个不是直接通过武力或威胁手段订立的条约，便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否决。这一事例说明，离开了暴力，中英之间便难以成约。 不平等条约在近代中国有一产生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所起作用位居首要。我们可将这一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南京条约》为标志，西方列强在中国开辟了不平等条约时代，这完全是英国的“功劳”。鸦片战争之前，与资本主义世界相隔绝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打破了这一状况，开始用条约的形式，将中国置于西方列强的奴役之下。英人菲利浦·约瑟夫评论说：“《南京条约》揭开了对华事务的新纪元……事实上它成为中国与欧洲‘掠夺成性的蛮夷’的关系的基础；而此后签订的那些条约，虽然很多同它一样，都是解决冲突或争议的惯常手段，但就内容说只不过是发展了这第一个条约所揭示的原则。这些条约记载了列强强迫中国对它们的商人开放它的广大市场的种种企图。各国政府力图通过条约确立它们所习惯了的对华外交和通商关系的基础”[⑧]。这段评论无疑含有粉饰英国侵略行径的成份，但却充分显露出《南京条约》在不平等条约史上的肇始者地位。 第二阶段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标志，不平等条约获得重要扩展，这一特权制度在中国完全确立，英国对此起了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内容还不完善，还未确立其稳固地位，远远不能满足列强的需要。列强们感到，“英国以鸦片战争为代价所换得的‘中国之梦’开始显现出缺乏真实性”[⑨]。它们需要一次新的突破，这一突破通过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得以实现，而英国在整个事变中又再次充当了主角。如马士所说，在外交和军事方面，“于斗争中首当其冲的都是英国人”[⑩]，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是“谈判中的首脑”[(11)]。在签约谈判中，英国人极其蛮横粗暴，以致当他们走近时，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完全沮丧”，“陷于一种绝端委曲的状态中”[(12)]。 英国的积极“进取”，迫使清政府出让了更多的权益，以它为主角订立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使不平等条约的发展进入了至关重要的新时期。英驻华公使布鲁斯当时即说，“天津条约订立后，一定会开始一个新的纪元”[(13)]。确实如此，从内容上说，“它包括了商人们所要求的特权”，是“整个时期英国和中国外交及商务关系的根本基础”[(14)]，西方资产阶级“满意了”。从适应范围来看，《南京条约》的局部突破，至此已取得具有全局意义的成果，从东南沿海几口扩展到清帝国的中枢和内地。同时，它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向中国勒订条约，其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加入了奴役中国的行列。此后，不平等条约作为列强对中国行使“准统治权”的特权制度，在中外关系中已处于支配地位。如马士所说，“直至一八三九年为止，使西方国家听从条件方可允许双方关系存在的是中国；自从1860年以后，把和中国共同来往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却是西方国家”。尤其是额尔金签订的中英条约，“曾在半个多世纪中，成为支配中国对外关系的常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