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烟祸、重桑棉、发展经济作物 两次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的战败，鸦片由猖狂走私到公开大量输入。清政府对此束手无策，转而采取挖肉补疮的“寓禁于种”政策，这样就促进了罂粟种植的迅速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北方的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以甘肃、陕西、山西为盛产之地，山东、河南也大量种植，给北方地区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如山西省，1877年全省耕地面积约530万亩，有60万亩种植罂粟，占1／9强[①]；甘肃之宁夏“宜谷腴地，半已化为妖卉”；陕西省“地尤肥饶”的渭南，也开遍了粉红杂绿的罂粟花。罂粟的耕种既侵占和损害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又加快民间吸食鸦片的人日渐增多。渐渐，劳动者体质大受损害，“怠惰颓靡，毫无朝气”，终至“懒于劳作，荒废农时”[②]。灾歉之时，必然形成严重的饥荒。 罂粟的种植与农作物争土地、争劳力、争肥料和水分，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此，洋务派地方官员要求清廷查禁罂粟种植，并在各自所辖的省区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烟祸的蔓延。 1881年（光绪七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正是烟毒充斥之区，全省种植罂粟多达20多个厅州县，吸食者各业人士都有，全省地无产粮之亩。他到任后，目睹罂粟的严重危害，坚决力挽颓风，认为“晋省患不在灾而在烟”。于是，光绪八年六月十二日，张之洞上书光绪帝，陈述禁种罂粟的四条理由，力主严禁。他的建议得到光绪帝的赞成，命他“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③]。于是，他在晋制订了具体的严禁措施，其主要内容有严饬官员、竭诚劝谕。在罂粟播种季节到来之前，他就向属官发出禁种文书，规定布按两司要“认真督劝，设法考核，同时令各道府州转饬所属，务须实力禁绝，竭诚劝谕”，如有将此札视为具文，怠政不力者，“立予撤参惩办”[④]；在播种时，官员要亲自到四乡检查。他还把“能禁与否”作为考察官吏的标准。二是严订规章、逐户查禁。张之洞重申约章、规定，查出种烟地亩立即“过割于公亩”，还要求每村写禁种罂粟保证书二份，一份送县署，一份张贴公庙。各公耆自立村规，对种植吸食者，或驱逐出境，或指名送官，并建立举告制度，奖赏属实举报者。三是防止吸食、全面禁戒。为了扭转社会风气，配合禁种，张之洞禁止立烟馆，禁止各类人员吸食，并设立专门的戒烟机构，仿照李鸿章在天津设戒烟局的办法，在太原帮助戒烟。由于采取禁种与禁食并行的方针，结果，交城、代州罂票种植“一律净绝”，其余厅州县或去十之八九，或十之六七。在禁种禁食鸦片的同时，张之洞还主张除害与兴利相结合，注意为民导财，乘让农民改种其他农作物之机，令地方官各视土宜，教之种桑、种棉等，以敌其利。他还在省城设立“桑棉局”，以督饬全省桑棉种植事宜，同时雇募江苏谙练织绸机匠到山西“住局教习”，以收植桑织绸之利。1892年后，张氏督鄂期间，先后又致电出使美、日、秘鲁等国大臣，选购美国等优良棉籽种植，并考察外国种法，至1893年，湖北棉产量有大幅度提高。这样，既部分解决了湖北纱布局对棉花的需求，又扼制当地罂粟的种植。 左宗棠也是力主禁烟的主要洋务官员。他在督师西北时，曾下过几十次咨札，饬命各属禁种罂粟，并刊发禁种告示《四字谕》，要求“各属军民咸知遵守，庶期拨除祸本，从厚民生”[⑤]。如民间有贪利私种者，即于根苗初发时尽为拔除，如官吏敢违禁收费，即照枉法受脏治罪。在扼制住西北诸省栽卉吸食之风后，左宗棠又大力倡导种棉桑、稻谷等农作物。在《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中，他通饬各州县严禁罂粟，“如有抗违种苗者，将地充公，若从前犯种罂粟之人，以后能报种稻谷、棉桑，该州县验看确实，即着将原充公地亩仍还该地主管业”[⑥]。 二、贮粮积谷，以备凶荒 据有关史料统计，在我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有史可稽的饥荒就有1828次，有一些地区，几乎年年有饥荒。究其原因，除了其它一些因素外，仓储空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很重视仓储积谷。有清一代，仓储制度除了保证军需及官吏俸禄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社会功能：一是预防凶荒；二是稳定和恢复社会经济、巩固统治秩序。史料表明，仓储在清前期曾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是近代以后，只是形式上存在，实际上大多已名存实亡，所贮之谷，数额也大为减少，或曰全无。清政府也已意识到仓储废驰的严重性：历年来因大小灾歉而引起的饥荒蔓延，实为仓储不修之过。洋务派地方督抚对仓储败坏更为关心，积极倡导整顿仓储制度，把积谷备荒作为改良农业、恢复生产以及推行荒政的重要举措之一。 遇灾必荒是晚清社会灾荒的一大特征，灾区粮食枯竭，人民无粮可食；有仓无谷，无粮可赈，这种情况司空见惯。洋务派和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他们从国计民生出发，开始重视仓储问题。江苏巡抚吴元炳曾就光绪年间“积钱以代积谷”之风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或有存钱较存谷简便，且可生息之论。不知干净洁谷，足可支十年而不坏。历时过久，尚有以陈易新之法。积钱既多，易启亏挪。且时遇凶歉，谷价腾长，购买无由，多钱又不如多谷。”[⑦]光绪二年八月，晋巡抚鲍源深专折起奏请饬各省捐备仓谷以济荒歉。他说：“足民之政，以使民积谷为第一要务”，“古人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使民间常时有余。故虽偶遇凶荒，不足为患”，而“北数省地方素不讲求治谷之法……一岁口粮而外，罕有余存，偶值灾荒，立形饥馁”。因此，他认为，“应令民自行捐谷储备饥荒，以辅常平之所不及”[⑧]。同时，他还仿照江南丰备仓之法，劝谕民间量力捐储，不限多寡，出入由民自理，不经官吏，冀望以储促耕。鲍源深的建议，得到了清廷的首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