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则徐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 纵观中国近代化所经过的历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即它的启动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当时重视了解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学习外国而引发起来的。这是近代最早的一批先进中国人，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则徐。论者誉之为“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他是当之而无愧的。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有人开始介绍有关世界的知识了。例如，康熙时陆次云著《八纮译史》和《译史记余》、雍正时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乾隆时郁永河著《裨海纪游》等书，或收有海外某些大国情况的摘录，或记述前人和时人也入东西洋各地之耳闻目见。嘉庆以降，欧洲殖民者来华日趋频繁，中国人对欧洲国家的记述因之渐多。象王大海所著《海岛逸志》和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而成书的《海录》，不仅记述了欧洲人的政治、法律情况及风土人情，而且还介绍了欧洲人在医学以及包括制造火轮船在内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进入道光朝后，最值得注意的是萧令裕所撰之《记英吉利》，可算得上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有关英国国力和动向的最详细的记述。其中第一次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作了详尽而具体的介绍，并指出英国正在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英吉利恃其船炮，渐横海上，识者每以为忧。”“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于是精修船炮，所向加兵。”还建议一面仿效英国船炮制造，一面注重训练用器之人和军纪，“以讲求用器之人与行军之纪律，尤为制御之要。”[1]可见，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实为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说之先声。但是，萧令裕的建议并未受到当道者的重视。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十年之后，患必及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于今日。”[2]果不其然，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的影响，一般封建士大夫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不但毫无所知，而且也是毫无兴趣的。时人批评他们“竟不知海外更有九洲”[3]，尤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4]皆非夸张之语。当时的西方报刊曾以极其轻蔑的语气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识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故中国官府之才智诚为可疑，中国至今仍旧不知西边。”“如在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5]林则徐初到广州莅任时，他对外国的知识比一般官员也强不了多少，还闹出一些笑话。但是，他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象那些故步自封的封建士大夫那样，认为外国的事情一概“与中国无涉”，“实亦无从探考”，而是汲汲于探访外国情况，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弥补自己的贫乏的世界知识[6]。他了解外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侵略，因为“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7]。 林则徐认识世界的主要渠道，除亲自调查访问外，主要是对外文书报的翻译。例如，他组织翻译美国出版的"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以《四洲志》作书名，不仅介绍了各国的经济、地理和军事力量等情况，还叙述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开近代中国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先河。特别是他在叙述美国的共和政体之后，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诸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善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之局而自成世界者。”[8]有研究者将其与原著相对照，发现有关语句并非原著本有，并非译文，而是林则徐在修改定稿时加上去的个人体会[9]。后来，魏源在撰写《海国图志》时，对美国的政体多有赞美之词，甚至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10]，实际上是受了林则徐的影响。这给受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室息的中国社会透进了一点外界的民主空气，应该说在当时具有启迪民智的意义，而且对近代社会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林则徐是一位非常务实的官员，他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要摸清敌我双方的强弱形势。他从外文新闻纸了解到西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价很低，如称：“论及中国海上水师之船，较之西洋各国之兵船不但不能比较”，且“不肯与外国人在海面打仗，惟有关闭自己兵丁在炮台内”。“自知不善战，故每事只用柔治，其防守之兵，有事只闻炮声而已。水师船遇西洋并无军器之商船，尚抵挡不住，何况兵船，且军器亦多废铁造成，年久并未修理整新，火药则烟方出口，子即坠地矣。”“炮身又多蜂眼，所以时常炸裂，又引门宽大，全无算学分寸，施放哪能有准？又用石头、铁片各物为炮弹，并用群子、封门子皆粗笨无力。”[11]诸如此类的评论甚多，林则徐认为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反复强调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认为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而中国师船“震于英吉利之名”，“一至夷界，则畏英夷之强，顾后瞻前。”[12]至于英军火炮之精良，更为清军所望尘莫及。“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它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正由于此，他才产生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他说：“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并再三强调“船炮乃不可不造之件”[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