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溯本追源，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的炮口下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就是中国近代一切灾难的开端。故当对《南京条约》作认真的剖析。 （一）《南京条约》签订的背景 1.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急需打开中国大门 产业革命后英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对海外资金、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日甚。地大物博的中国在英国殖民者眼中是“从未充分勘查过的黄金国。”[1]为打开中国大门，英国费尽心机，使出了各种手段。 1787年英国任命加茨喀特为首任使华全权大臣，他的使命是要中国解除通商限制和割让一海岛。[2]但他在来华途中死了。 1792年英政府派印度马德拉斯总督马加尔尼为特使来华，提出中国割让海岛、增辟商埠和英使驻京等要求，被乾隆皇帝拒绝了。 1816年英国又派英王侍从官阿美士德带着同样的使命来华，嘉庆皇帝不见他，并将其“遣回”。 英国用外交手腕没有取得预期结果。1830年爆发了严重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急于开拓海外市场，竭力怂恿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当年就有47名大商人上书议会，要求派兵“取得邻近中国沿海的一处岛屿”。[3]18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代表普乐登鼓吹，“施用武力，并且政府加以坚持，可以从中国方面获得较为优待的通商章程。”[4]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出载有78人的武装间谍船，沿中国海岸侦察半年多，为日后侵华战争作周密准备。由此可见，英国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 2.英国政府保护鸦片走私 早期的中英贸易于英国不利。1781-1793年间英输华商品总额为16871592元，而中国仅在1781-1790年间输英茶叶一项就有96267832元，为英输华商品总额的6倍多。[5]1797-1820年间英国在广州的贸易逆差达1638103英镑（当时1英镑合中国纹银3两，1两银约合1.38西班牙银元）。所以英国来华商船大多装载白银支付货款，有时白银在总货运量中占98%。[6] 英商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怎样措办一些既可为中国方面接受，又能支付茶价，而且本身还可以赚钱的商品——这就是问题的所在。”[7]结果选中了鸦片这种毒品。 清朝在雍正、乾隆、嘉庆年间都三令五申严禁鸦片的贩卖、吸食和进口。[8]而英国针锋相对地大力鼓励、积极参与并直接组织对中国大规模的鸦片走私。帮“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的英国首任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说得明白。“鸦片……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了仅仅为对外贸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允许的”。[9]英印殖民政府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并课以301.75%的重税，在1829-1830年度的鸦片税达100万英镑以上，占英印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10] 由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对华鸦片走私，不仅弥补了正常贸易的逆差，而且赚回白银。如在1818-1833年间，英输华商品总值304409618元，其中鸦片104302948元，占34%；而同期中国输英商品总值265273865元，其中现银56102753元，占21%[11] 1834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专卖权，这不仅意味着贩卖鸦片更加“自由”化，而且明白表示英国政府把对华贸易（主要是鸦片贸易）置于直接监管之下，由后台走到了前台。英政府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训令很明确：第一，要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于广州以外；第二，要夺取中国一个港口作为英国海军的据点；第三，不要干涉鸦片走私。[12]外交大臣巴麦尊特别指示他“寻找一个适当的港口，准备作战争之用，必要时可使用武力。”[13]这清楚说明，在鸦片战争爆发前6年，英国政府就已经明确制定了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政策。 鸦片贸易的利润惊人，一箱“公班土”在印度的成本仅237卢比。售价是400-450卢比。每卢比合银元0.5元。在广州通常售价是700-800元，禁烟严厉时高达1200元（2400卢比）。[14]因此，向中国走私鸦片对英国的利益至关重要。1838年英输华总额为24558462元，其中鸦片是13344030元，占54.3%，其余商品为11214432元；而同期中国输英总额为22004700元。如果英国扣除鸦片额，将逆差10790268元，正因为有鸦片走私，结果英国反而顺差2780762元。[15] 于此可见，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华的最大利益就是鸦片走私的利益。鸦片成了牵动英国统治集团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鸦片在中国为患日甚，引起了统治集团的不安，1836-1839年间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这同英国政府日益加紧推行的鸦片走私政策，直接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本来他有着行使中国司法主权的充分的权力，但他在执行禁烟过程中，还是尽了最大的耐心，反复向外商苦口劝谕，晓以大义。仅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二日（1839年3月26日）这一天，他就连下四道告示，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等方面详细阐明禁烟道理。[16]林则徐还表示要“奏定赏缴烟夷船茶叶，计箱给五斤。”[17]只要外商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就行了，真是仁至义尽！ 英国当时驻广州的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是鸦片贩子的保护人，也是鸦片战争的放火贼。当林则徐刚到广州，义律就命令烟贩们“准备抵抗”，把中国禁毒的内政说成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18]他把林则徐通缉的大烟贩颠地亲自保护起来。[19]由于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措施，义律顽抗不过，才被迫于3月28日答应缴烟20283箱。林则徐当即“颁赏牲畜食物至百数十件之多”，[20]但义律“负气缴还所赏茶斤，坚不具结，尽止其国来船。”[21]义律于4月3日写信给英政府，主张对中国“应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并具体提出了战争方案。[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