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1864—1912年），字仙根，号蛰仙、仲瘀、仓海，出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的一个塾师家庭，他“幼负大志”，“为秀才时，毅然以天下为己任。”[1]他不仅是一个爱国诗人、教育活动家，而且当日本侵略的铁蹄踏上台湾时，他奋袂而起，投笔从戎，积极参加各种抗日保台的活动。在整个抗日保台的过程中，他参与了许多军事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显示了他的军事才略和胆识。因此，对他军事思想的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一、未雨绸缪，提出“守土拒倭”的战略方针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作为一个普遍文人的丘逢甲，敏感地认识到日军对台湾的侵略企图，发出了“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2]的慨叹。为做好抵抗日本侵略的准备，在1894年9月，他开始组织台民，督办团练（同年11月，改称“义军”）。他“倾家则以为兵饷”，开始招训义军[3]。他以“守土拒倭”为口号，动员台湾青年入伍，保卫台湾。他说：“吾台孤悬海上，去朝廷远，不啻瓯脱。朝廷之爱吾台，曷若吾台民之自爱。官兵又不足恃，若一旦发生不测，朝廷遑复能顾吾台？惟台人自为战，永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祖宗庐墓之地，掷诸无何有之乡；吾侪其何以为家耶？”[4] “守土拒倭”方针的提出，实际上要求台湾人民对日本有可能进行的侵略，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而不要对“朝廷”“官兵”抱太大的希望。这恰与后来清政府割舍台湾的行为相一致，也说明丘逢甲不仅对国际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也有很深刻的了解。在他的号召和努力下，台湾的防务建设大有起色，“全台编册有一百六十余营，特别编练者三十二营”[5]，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台湾抗日义勇军。他的抗日保台备战工作得到了当时台湾巡抚唐景崧的赞赏。据唐景崧1894年10月28日奏称：“臣于闻之初，即商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现台湾府所属四县已挑集一万四千人，编为义勇二十六营，造册前来。南北两府，并令丘逢甲一体倡办。该主事留心经济，乡望式符，以之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可以备战事而固民心，于防务不无裨益。”[6]台湾巡抚唐景崧也肯定他倡办的“义勇事宜”“于防务不无裨益。”，其军事组织能力可见一斑。 事态的发展果不出丘逢甲所料，1895年3月，李鸿章到马关谈判后，日本侵略者便攻占了澎湖，加强了对台湾的扼控，在接着的谈判达成的停战协定中，又把台湾划在了停战范围之外，“惟奉天、直隶、山东暂止战，南洋各省不在内。”[7]日本侵略者吞并台湾的野心暴露无遗。随之，日本强迫清政府割台的消息传来，以丘逢甲为代表的台湾绅民上书清政府，坚决抵制日本割台的蛮横要求，坚决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之，如敌酋来台湾，台民惟与开战！”[8]台湾绅民的抗日决心和激情，在清政府内部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据光绪帝老师翁同和在日记中记载：“得台湾门人俞应震、丘逢甲电，字字血泪，使我无面目立于世矣。”[9]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最终还是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消息传来，举国悲痛，“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10]割台之事，激起了台湾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极大地激发了台湾人民抗日保台的激情。 由上可知，在中日初战，割台之议未起，而作为一普通文人的丘逢甲，对中外局势就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并且未雨绸缪，设计保台方案，其远见卓识，实属难能可贵。 二、“严肃军纪”的治军思想 吴子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军队做为一个高度集中具有特殊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具有严格的军纪，丘逢甲对清军涣散的军纪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提出首先整顿队伍，严肃军纪以提高部队战斗力，“逢甲时进策于景崧，又请严肃军纪”[11]，对此，唐景崧却充耳不闻，以致于叛乱首先便在清军内部发生了。4月22日，台北发生了李文奎砍杀长官的事件。事变发生后，唐景崧不但没严惩祸首李文奎，反以“安抚为名”，将其提升为营官加以重用。时正驻防南崁的丘逢甲闻讯后“深以为忧”，并专程赶往台北，力劝唐景崧“严肃军纪，雷厉风行，杀一儆百”[12]。而唐景崧竟不听。此后，“军士遂欺景崧之无能，浸骄不可制，至是益紊乱无纪律矣。”[13]由于唐景崧拒绝采纳丘逢甲的建议，使清军军纪愈加松弛，给以后的抗日保台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正是李文奎，在6月4日乘前线溃兵涌进台北，秩序混乱之际，佯称请唐景崧出战，率其同党及一伙溃兵，闯入抚衙大肆抢劫，纵火焚房，迫使唐景崧仓皇逃出抚署衙门。 6月3日，日军攻占基隆，形势陡然危急起来，通往台北的军事险要仅剩狮球岭和八堵两处。对于如此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唐景崧仅派了个他宠信的中军副将黄义德去防守八堵。而黄义德是个为人狡诈之徒，并非爱国敢战之才。他“至八堵，闻日军势盛，胆几丧，遽舍八堵施归。”[14]并谎称“狮球岭已失，大雨不能扎营，日敌悬六十万金购总统头，故乘火车急驰回城，防内乱。”[15]结果日军未费一弹即占领天险狮球岭。4日，黄义德部又以索饷之名闹市，致使台北秩序大乱。对于这个贪生怕死，谎报军情，而又纵容部下“索饷”“闹市”之徒，“逢甲愤而请斩义德以谢台民，并严罚一二乱兵为首者，以厉其余，景崧不敢从。”[16]唐景崧再次拒听丘逢甲的建议。面对如此松弛之军纪和软弱无能的唐景崧，丘逢甲叹曰：“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尚不能整饬军纪，徒畏葸游移，坐令其哗变，天下事尚可为乎？”[17]面对危难，他只得回南崁元帅庙，严饬义军备防[18]。 虽然丘逢甲极力主张“严肃军纪”，惩办违反军纪之徒，并屡向唐景崧进言，但唐景崧刚愎自用，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使清军“军纪荡然”，诸军“各自为统，呼应遂以不灵，甚至与居民相寻斗，视法纪如弁髦。”[19]松弛的军纪加速了清军防线的崩溃。因而，清军军事出的迅速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与此相反，丘氏所率义军军纪严明，令行禁止，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给侵台日军以重创，其作用甚于清军，这在后来的抗日作战中表现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