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章太炎通过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深刻思考，提出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变法主张。过去，史学界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仅仅当作康有为思想的一个翻版来看待，[1]这种看法有不妥之处，因此，笔者认为关于戊戌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讨。 一 戊戌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一个最重要变法主张，即是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政体制为参照系，在中国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专制政体的全新的君宪政体。民权、议院、宪政，是他们孜孜追求的奋斗目标[2]。然而，作为维新派健将之一的章太炎，其变法思想体系的构建，却首先是对维新派这一最重要的变法主张进行批判而展开的。章氏认为，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太激进了，犯有“猝暴”之病。[3]在举世若狂将设议院、致宪政当作拯救中国不二法门的历史年代里，章氏公然声称当时中国的变法“不可苟效宪政而迎致之”[4]，与时代思潮大唱反调，反对设议院、致宪政的政治主张构成了这一时期章太炎变法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宪政体制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是将“民众参与”纳入到政治运行机制中去，“参与”通常是由国家公民通过投票方式获得实现的。但是，由于社会规模的庞大、政治运作的复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事事都要通过国家公民的直接参与来决定，因此，宪政国家一般都是通过“议院制”这种间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民众参与”的。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设议院、致宪政的政治主张，其目的即是要将“民众参与”纳入到中国政治运行机制中去，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君宪政体。这一时期，章氏虽然也非常赞赏西方的宪政政制，并将宪政政制当作最公平的政体大加赞美，[5]但在章氏看来，如果中国在变法之初即将“民众参与”纳入到政治运行机制中去，是不适时宜的，这样不但不能促进中国政治的革新，反而还会引起混乱。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均奉行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钳语烧书、坑杀学士”，造成了国人对政治的普遍麻木，“皋门有政，庶人所不议，疆易有事，乡校所不闻，虽有豪杰，不在官位，则娓娓无所长短”，[6]广大国民几千年来一直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中国没有“民众参与”的传统。从现实来看，当时虽然出现了一股强烈要求维新变法的浪潮，但章氏认为那仍不过是一个部分人的愿望，广大普通国民仍旧处在未觉醒的蒙昧状态。章氏云：“中国自互市以来，更岁五十而赢矣，召彼故老而询之开矿治道，犹愀然以为伤地脉，其他曲制时举，有造于二十二行省，独不利于数万千人者，握觚而不可计也，是其难行也，又非直伤地脉之比也。”[7]广大普通国民连“开矿治道”等一些枝节变革都不会赞同，如果将“民众参与”纳入到政治运行机制中去，那么，政治变革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即使通过“议院制”这种间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民众参与”，章氏认为当时的中国也不可行。章氏通过对社会精英层的考察，认为当时中国虽然拥有四亿多人口，但是由于教育落后，知识分子占国民的比率非常小，据章氏估算，当时全国受过教育的所谓“知文义”的读书人“上逮举贡，下至学官弟子”，大约只有60万人左右[8]，并且，这些社会精英又主要是由传统的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大多尚“拘于成俗”，[9]真正能理解、赞同变法的为数甚寥。如果将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于社会精英层，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进行选举，组成议院，那么，那些被国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一定仍多是“守故之士”。[10]以主要是“守故之士”组成的“议院”来议决国家大政的革新，在章氏看来不但不可能获致“参与”的实现，反而还会使中国政治陷入“噂沓纷起”[11]的混乱局面，只会导致中国政治的更新“益濡缓无期会”，[12]从而延误中国政治革新的时机。 章太炎反对设议院、致宪政的政治主张，还与他的历史观紧密关联。章氏认为人类在其演化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各个种族在其形成过程中，由于他们所处自然环境的不同，婚姻制度的差异以及风俗语言的不同等，便越来越使自己带上不同于其它种族的独特特点，人类历史虽然是变化发展的，但“变不斗绝”，[13]有着一贯的连续性，要受到自身发展的特殊内在规律制约。这一时期，章氏虽然也讲“三统”，但他认为“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14]在此章氏特别强调了“一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章氏又云：“昔墨子之作经，履端而道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今之国命，亦杂大小故而已。”[15]与强调“一贯”相联的，是对“故”（传统）的尊重。由于宪政政制属于西方政治系属，同中国政治传统相距甚远，现在如果人为斩断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将西方政治架构从旁楔入，便违反了章氏所强调的“一贯”原则，并导致了对“故”（传统）的彻底分离。从这一历史观出发，章氏还对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过一番考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文质迭变”是在相互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三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变化发展也莫不如此：“汉因于秦，唐因于周、隋，宋因于周，因之，日以其法为金锡，而已形范之，或益而宜，或损而宜，损益日变。因之曰不变。”[16]由此，进行政治革新，就只能在尊重传统（“故”）的基础之上进行“损益”，以维护政治发展的“一贯”原则，如果将设议院、致宪政确立为变法的行动纲领，在章氏看来便无异于是“行未三十里而责其行百里”，揠苗助长，必致无功。 二 维新派将“民众参与”纳入到政治运行机制中去，主张设议院、致宪政，目的是想对君权施以一定限制，削弱君权。与此相反，章太炎由于特别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内在逻辑，强调“一贯”，尊重“故”（传统），所以，章氏便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带上了浓厚的温和色彩，并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派新截然不同。这一时期，章太炎不仅反对削弱君权，反而主张扩大君权，主张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君权来实现中国政治的更新，这构成了章氏变法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的诸种因素之外，章氏还将政治革新的效率提高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时期，他曾比较研究过拿破仑时代英、法两国的政体，指出：“昔者欧洲十有八周之世，严刑厚敛，民无所聊赖。拿破仑出而更之，播及邻国，皆厥角稽首，若弟子之受命于先师，非甚难也。然而英吉利之更制也，米入不征，则老农阻之；宽假傭保，则厂主阻之；禁奴黑人，则豪右阻之；免他国商税，则大驵阻之；讦讼三十年，然后大定。”[17]在章氏看来法国拿破仑式的帝制比之英国式的宪政政制，其政治运作的效率显然要高得多。为了保证政治革新的效率，使变法得以雷厉风行地推行，章氏认为中国只能仿效法国式的帝制，将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拿破仑式的英明君主身上。章氏云：“政平而无威，则不行”，[18]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成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最大政治追求；“古之持大命者，不决于墨色，不诹于外朝，盱衡厉色而定其事，”[19]为了保证政治革新的效率，章氏甚至提出赋予领导变法的君主以独揽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