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学者、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宣传家梁启超的人的社会化思想，是他文化品格和当时社会需求相结合的集中体现，具有时代性和综合性。本文拟运用社会学中关于人的社会化理论，从三个方面论述梁启超较为系统完备的人的社会化思想。 文化发展视角：近代文化的建构 文化发展视角即把社会化看作人类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延续的过程，其实质是人类文化的转移。梁启超将学习“西学”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他个人文化结构的更新，并较广泛地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想有选择地传到中国，结合中国的现状加以诠释、引申与发展，建构近代文化，完成新文化建设。 梁启超自1898年9月底流亡海外，前后达14年之久，虽然对他个人感情来说是悲凉和痛苦的，但从人类文化的转移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良好的传递西方文化的契机。在此期间，梁启超暂时脱离了浓厚的封建文化氛围，对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学术流派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希望通过传播，“抉破罗网，创造出新思想”。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应该将世界学说无限制尽量输入，并以特有的文化素质和机敏的洞察力，广泛地翻译介绍了西方众多的思想和学术流派，对不少有名的大学问家都有专文评说。如在《卢梭学案》中，系统地介绍了卢梭的生平和政治主张，详细地译述了《民约论》的基本观点；透彻而精炼地介绍了培根的认识论是物观和心观；对笛卡尔的怀疑精神、科学态度以及剖析、综合、计算的研究方法颇为赏识；从道德和智慧两方面论述了康德哲学的内涵和社会影响；还评述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他的《饮冰室合集》涉及欧美、日本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有50多位，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对希腊的古典学术、德国的哲学流派、英国的经济学说、法国的民主政治理论等都作了介绍和评论。 他广泛而准确地运用达尔文的观点和方法论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即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竞争理论去看问题。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世界文化的进步，必须在竞争中求得，在“扬弃”中求创新。“竞争为进化之母”。中国自周秦以后社会很少有实质性的变化，其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原因在于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中国丧失了竞争这一动力，通过将中西方历史发展进行比较，梁启超具体地阐明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及社会发展状况在春秋之前大致相同，数百年间在政治军事上列国争雄，在思想上百家争鸣，与“希腊列国之时，政学者称极盛”颇为相似。当时中国政学的昌盛，与大一统尚未形成有关。战国结束后，中国与欧洲开始在历史发展道路上分道扬镳。后罗马时代欧洲的历史与战国之后中国历史发展明显地表现出两大差别：第一，欧洲这一时期因古罗马帝国的分裂等因素而呈现出国与国之间的激流竞争的鲜明特点，而同期的中国却因秦灭六国而出现大一统的局面；第二，后罗马时代的欧洲社会等级森严，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不存在等级制度的“平等”国家。然而按照“竞争为进化之母”的说法，中国为此付出了失去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的高昂代价。中国本是一等文明古国，但到晚清已降至三等，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梁启超认为，人类群体竞争可以分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外竞”和民族国家内的竞争——“内竞”。“外竞”可以使一个国家在关系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自强不息，“内竞”则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每一个成员成为生活的强者，从而在根本上增强社会群体实力。这两种竞争对推动社会进步均有重要价值。 梁启超建构近代文化的举措和设想，达到了历史性与承续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共融性的统一。 社会结构视角：改革社会的功能 社会结构视角即个人通过社会化、逐渐了解自己在群体或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和地位，学会如何顺利地完成角色义务，社会化的功能就是维持和发展社会结构。梁启超认为在近代社会，必须把人的充分社会化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帮助社会各阶层的人完成学习角色、获得角色、胜任角色的社会化过程，因此，他提出了开民智、变科举、兴学校等培养近代改革人才的可行性方案。 梁启超一生最注重开民智。他一向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归根到底是民智的进化；各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智力上的竞争；各民族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智慧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也是智力高下的一种反映。他经常从民智的角度去考察一国的盛衰，去论证中国的前途，去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 开民智首先要开风气。风气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多数人的一种共识，即不自觉的行为规范。一种风气一旦形成，不仅会左右人们的思维和行动，而且将影响国家的政治走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在梁启超看来，洋务运动的三十多年，由于练军、购舰、办工厂、修船坞、办洋学堂、派留学生、办外交、出国游历、翻译西书等方面的努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对本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一是开化的层次不高，对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知之甚少，论及世界社会进步潮流，言不对题；二是涉及的人数不多，仅有少数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的思想有所开化，多数国民停留在旧有的水平上，不知世界为何状况，不辨国家应如何发展。他指出，对于广大国民，“必须广其见识，破其愚谬，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1]梁启超通过开风气来开民智的思想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还进一步论述了士绅、官、女子的社会角色的定位。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动态表现，他是指围绕人的社会地位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一个人在什么位置上，就要按照什么行为准则去做。 士绅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文化知识，上连官，下连百姓。按梁启超的设想，地方议员主要从这一阶层人中挑选，地方民主政治和教化也主要由士绅去实现。但当时中国的士绅缺乏参政意识，很少了解世界，不懂西方文化，责任心不强，民主程序淡薄。因此，他建议以省为单位，办一年制的绅士培训班，一边学习中西文化知识，一边从事议政实践，增强办事能力。其中优秀者充任省议员，一般者留为州议员。如此数年下去，则绅士之智大进，议员之队伍充实，改革社会自然由这些人去落实。作为一种设想，梁启超的开绅智具有开创性。首先他抓住了乡村基层社会中具有关键意义的社会阶层，由绅士上下沟通，启迪民智，推进社会变革，极为现实；其次他提出的通过培训的方式来提高绅士素质的办法，简易方便，花费极少，效果显著，具有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