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学主义思潮是一种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生观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且在与科学本身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倾向。关于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对于它最早产生于何时、有什么特点及应如何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很多不足。本文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诸位同仁。 一、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应始于康有为和严复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开始于1907年吴稚晖和李石曾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该刊第一期《新世纪之革命》一文指出：“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应，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而“新世纪之革命”即“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前人幸福之革命”。这表明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正式形成，到五四时期达到高潮[1]。但这种“科学公理”的发明和应用、科学公理决定人文主观的思想，早已存在于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之中，并用以实践。因此，其形成应追溯到戊戌时期。 我们首先来看看康有为。康有为宣扬科学、倡导变法的思想极为丰富，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提倡“物用科学”以救国；另一方面宣扬以科学方法改造传统。这已是研究者的共识。但我认为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涵有待揭示。康氏在宣扬科学时，对西方科学的威力深信不已。1884年，他购得一个三百倍的显微镜，视一瓣菊花，长竟丈余，视蚁，长五尺许。“适适然惊”之余，立即写了杂文《显微》，大发其想象：“由三百倍之显微镜视蚁，而蚁可为五尺。而推之它日制作日精，则必有三千倍显微镜观蚁，则蚁之大当为五丈”，“若有三万倍之显微镜以观蚁，则蚁之大当为五十丈”，那么，三兆倍、三京倍……三可倍、三思倍呢？如此下去，“若有三议倍显微镜观蚁，则蚁应百万万倍于吾地球”，那就不能用“巧历”计算了[2]。科学威力无穷、科学万能的观念，将科学视为宗教偶像的思想，就这样悄然滋生在康有为思想中。 1885年，已经深知西方科学威力的康有为，即自谓“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翌年撰成《实理公法全书》。关于此书，学术界已经揭示了它两方面的含义，即一是康有为阐述变法思想的重要论述；二是他由此开创了科学方法论的先声。但在我看来，这本书集中体现了康氏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几何公理是该书写作的理论方法基础。如在《总论人类门》中说：“人有自主之权”，乃“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在《夫妇门》中认为男女“倘有分毫不相悦，而无庸相聚”，也是按“几何公理所出之法”；在《刑罚门》中说：“无故杀人者偿其命，有所围（违）者重则加罪，轻则减罪。按此几何公理所出之法。”可见，康有为完全以“科学公理”为判断标准，凡符合科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公理的，就是唯一正确的，不管是实用技术的，还是人文心理的；不管是客观世界的，还是主观世界的，都是如此。他全然忘记了或根本不顾人文与自然各有不同的特质。连章太炎也反对说：在康有为看来，甚至连“道德、礼俗也要合于科学公理”[3]。这样，在康有为的思想中，人界的非定理与物界的定理混为一谈，以主观的公理为客观的公理，以为不可移；又将相对的真理视作绝对的真理，以为天地间公共之理。具有自身特质的人文主观世界被康有为设计为一个个所谓科学的几何公式，机械地勾画于人们面前。 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表面上是一种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但深一层看，据学者汪荣祖分析，公羊家和康本人都并不重视历史，三世进化也不是根据正确的历史经验或历史发展的法则，而是圣人的制作[4]。而这圣人之言在康有为那里是由科学所引申出的一个真理的公式——圣人之言是真理，而由此所得的公式当然是公理。康氏在《孔子改制考》叙言中说：“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进而指出“公理不明”，则“文明不进”。可见，在康有为看来，历史的发展是能被真理的取舍所决定的，真理犹如一个数学公式或是一个公理。只有按此真理，社会才会臻于完满。这样，科学在康有为思想中已越出了原来的范畴，而幻化成一种无所不能的权威，指导着他的主观世界，分割着人文主观。这无疑是中国唯科学主义的最早体现。 我们再来看看严复。严复是最早将科学作为价值体系接受的代表。美国学者郭颖熙曾认为正是严复“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但这位学者又认为严复“并不能算是中国新思想的开山，因为他后来从自己在90年代的进步思想倒退了。……所以，无论是从实际的还是象征的意义，中国是从20世纪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教条来接受的。”[5]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严复后来固然出现思想倒退，但他在19世纪90年代对中国唯科学主义的推动力则不容忽视，而且还久远地发生着影响。从他对赫胥黎《天演论》的翻译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宣扬上即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赫胥黎是位有成就的动物学家，他并不善于将生物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问题之中，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相反，“他甚至还认为进化论对人类道德、伦理问题，是无能的”[6]。他在《天演论》一书中宣传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但竭力反对斯宾塞将生物进化规律硬搬到人类社会领域中的庸俗进化论，表现了一位科学家对待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态度。但奇怪的是，严复在移译该书时，却多方面非难赫胥黎，而对赫氏的论敌斯宾塞的学说则备加推崇。他通过大量按语，堂而皇之地打出斯宾塞的旗号，表现出严复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 严复极为推崇斯宾塞的主要方面，正在于斯氏将科学进化论广泛地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观点。严复异常钦佩地指出： 天演之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