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大体是指甲午中日战争以前的维新思想。它的发展可以1884年中法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中法战争前，即19世纪60—70年代，它虽然与洋务思想存在某些歧异，但总体上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基本上没有超出洋务思想的范围，或者说是洋务思想中比较激进的一派。中法战争后，它逐渐从洋务思想中分离出来，成为洋务思想的对立面，表现出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从而成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变法改良思想的前驱。这里需要说明，做这样的划分，完全是相对于当时维新思想的主要趋势而言的，仅仅是一种大体的划分。如果具体到某个思想家，做这样的划分，就未必都恰当、确切。 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冯桂芬（1809—1874年）、王韬（1828—1897年）、薛福成（1838—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年）、郑观应（1842—1922年）、陈炽（？—1899年）、何启（1858—1914年）等。这一批出生于鸦片战争前后，成长在广东和江浙地区，活跃于中法战争前后的同辈人（冯桂芬较早），除何启等个别人物外，早年都接受过封建传统教育，涉足科场，有的还获得过不同程度的成功并取得一官半职。如冯桂芬为1850年榜眼，曾任广西乡试主考官；陈炽曾中举，官户部郎中、刑部章京。也就是说，他们有相同或近似的出身、教养和经历。如王韬在青年时代，本想攀附封建阶级，爬上士大夫的阶梯，但因屡次科考不中，才转而流徙上海、香港等地，并到过英国、法国和俄国；郑观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不满朝政腐败，而弃仕经商，在外国资本企业公司做洋行买办，并参加过洋务派的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再如薛福成，他曾经在曾国藩的军队里参“戎幕”八年，深受洋务思想的影响，晚年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广泛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正是由于这些相同或近似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们曾有过相似的认识，都一度厕身于洋务运动；同时，也因其洞悉洋务内幕而较易于看清洋务思想的局限和弊端，进而怀疑、批判，以至于抛弃洋务思想。 一般说来，中法战争以前的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界限很不明显，今列一组60—70年代王韬与李鸿章的言论以窥之：李鸿章曾说：“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1]，王韬说：“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2]；李鸿章称，“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业”[3]，而王韬也说，“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4]；李鸿章说，“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5]，王韬认为，“自固自强之术”，在于“用其所能，夺其所恃”[6]。二者之间几乎很难区别。而实际上，早期维新派大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前，他们对洋务运动提出过一些批评，但大都属于条陈或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开展得更好一些。这时，他们的思想同洋务思想没有显著的区别。如郑观应不仅为洋务派经营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而且是官督商办制度的鼓吹者。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赀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7]但由于早期维新思想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毕竟与当权的洋务官僚有所不同，因此，二者在思想上必然是有依有违，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差异就是矛盾，正是这种差异（矛盾）的存在和加深，最终导致了二者的分离。 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差异集中地表现在对“中学”和“西学”的态度上。在对待“中学”即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意识形态方面，洋务思想家为提倡西学，回答顽固派“用夷变夏”的攻击，有时也宣传“古无久而不弊之法”，办洋务不必“事事拘守成法”的观点，提出“变法”的口号，但归根到底，是要用西方武器和技术来装备清朝封建统治旧机器，绝少对这个机器本身提出批评和指责。早期维新思想家则不一样，他们继承雅片战争时期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批判思想，对清政权的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如冯桂芬指出，清政权的官僚制度有三个弊端，一是机构重叠，冗员太多；二是贪污横行，营私舞弊；三是繁例酷刑。同时，他认为，科举制度不能治国安民，反而毁坏人才，摧残人才，进而提倡学习西方，普及教育。王韬在探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君民关系时，则提出了重民思想。不难看出，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批判的着重点不同，也不敢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却得出了一个近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君主政体使君（包括官僚）与民（主要指不当权的地主、商人等）之间隔阂太深，积怨过多，这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缺乏生气的主要根源。虽然早期维新思想家还不敢去大胆地怀疑和否定封建制度，但他们敢于揭露这个统治的疮疤，而当这个疮疤随着洋务活动的开展不是治愈而是更加恶化时，就必然要导致对君主政体的怀疑和否定，更加向往西方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而与坚持维护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分手。在对待“西学”的认识上，早期维新思想家同洋务派一样，首先看到的是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百工技艺和自然科学等资本主义的“长处”。差异或不同点是：第一，早期维新思想家所理解的西学和学习的范围比洋务派所认识的要更为广泛。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上述各种“长处”，较早地积极提倡设工厂、开矿藏、行轮船、筑铁路以及学习西方的商务、教育、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而且注意探讨西方国家的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如郑观应明确指出：“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说中国只学习西方技艺，是“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8]。王韬则认为西方各国立国之本在于“富商”。薛福成在1893年也认识到“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9]。虽然当时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国家的本末、体用的认识，还是局部的、感性的，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性认识，但却是走向这种理性认识的重要一步。第二，早期维新思想家不仅提倡学习西方的“长处”，而且勇于揭露资本主义侵略的事实，表现了鲜明的爱国思想。他们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主张，在学习西方的目的和动机上，比洋务派更多地强调的是对外，而不是对内。如冯桂芬认为，“夷务第一，剿贼次之”；王韬指出：“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御戎”，戎祸是中国政治上混乱的根源。郑观应也认为，当被瓜分、亡国大祸临头的时候，防外患重于防内乱。中法战争中他主张抗法，中日战争中他反对屈辱求和，愤怒地斥责清政府文武官僚的求和罪行，大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种种劣迹。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这同拜倒在坚船利炮之下的洋务思想是有所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