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如迅猛狂飓席卷着中国北方大地，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北方的局势，并乘此机会登台表演，以达其不同的政治目的。中国的社会政治舞台一时间呈现出复杂纷纭而又多姿多彩的场面。那么，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何活动？他对义和团的认识怎样？探究这两个问题无疑对进一步认识孙中山及其革命派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之间的关系，汲取孙中山思想的合理因素，是有所裨益的。 一、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活动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朝政府悬赏通缉，浪迹天涯，流亡海外，革命活动遭受极大挫折。但他并没有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决心重整旗鼓，等待时机，准备新的反清武装起义，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 1897～1898年，当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掀起瓜分中国领土狂潮的时候，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求革命党人“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政府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1]。联络会党是此时孙中山工作的重点。1899年，他派毕永年奔赴两湖地区，联络哥老会，建议兴中会与哥老会合作，联合反清。支持兴中会骨干、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的活动，在香港召开三合会首领联席会议，组成兴汉会，确立反清革命目标。孙中山虽远在日本横滨，但仍被公推为会长，领袖地位逐渐形成。 1900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之托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反清革命。郑士良、史坚如受命分赴香港及长江流域各地，联络会党，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孙中山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决计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翻北京政府”，“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2]。“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3]。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的，孙中山加快了活动节奏，他谋求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寻求同汉族官僚的合作，发动了惠州起义。 1.谋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 如前所述，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在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瓜分中国领土的时候，就有“暗结日英两国政府为后劲”的思想。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曾在日本东京走访法国驻日本公使阿尔芒，请求法国政府为其提供军事援助，并会晤法属安南当局有关官员，希望能给革命党人的活动以方便。与陈少白等兴中会骨干分子联名上书英国香港总督卜力，请求英国政府“助力”“改造中国”[4]。致函日本朝野有关人士，企望日本政府助他“一臂之力”[5]。甚至将惠州起义的军械人员接济和退却路线也寄望于日本政府及其殖民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造成严重的后果。 2.寻求同汉族官僚的合作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何启等人策划兴中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拥戴李鸿章组织两广“独立”政府。孙中山虽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试”[6]。在收到李鸿章幕僚刘学询邀他“请速来粤协同进行”的信后，孙中山即与杨衢云、郑士良等自日本横滨乘轮赴香港，一面准备同李鸿章谈判，一面就近策划武装起义。同李鸿章合作谋求两广独立一事，终因李北上就任直隶总督，拒绝与兴中会谈判而未果。孙中山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7]。基于这种考虑，他前住上海，设想联合各“革新派”（包括李鸿章等洋务派），以两江、两广为基础组成南方“独立”政府，推容闳为总统，与清朝政府相对抗。这个设想虽和“东南互保”有共通之处，但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以清朝政府作为敌对目标的，因而不可能得到统治集团中的汉族官僚的赞成，设想变成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 3.发动惠州起义 孙中山在谋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汉族官僚的合作的同时，密锣紧鼓地进行着武装反清的准备工作。1900年6月17日，他与郑士良等人自横滨乘轮一抵香港，因港英当局不准他登岸，即在一只小舢板上与香港兴中会负责人举行会谈，研究武装起义的有关工作。会上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助杨、陈、李等办事”[8]。7月16日，孙中山等人又乘轮回到香港，“希图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9]。但港英当局仍以5年驱逐令未满为由，不准登陆。孙中山当即在船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将惠州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杨衢云、陈少白等负责饷械接济；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各地联络哥老会；孙中山等人则折回日本，转渡台湾，设法潜入内地。 孙中山抵达台湾后，一面在台北建立指挥中心，就地加聘军官。一面命令郑士良发动起义。当时，日本政府听取海相山本的意见，企图乘义和团运动之机，强占福建的厦门等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得到日本政府的指示后，即表示“赞成”中国革命，并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中山接洽，许以起义后设法相助。孙中山因此将购得的军械和招募的日本退伍军人集中在台湾，准备伺机潜入内地接应起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