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9)02-0082-07 21世纪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夯实而逐渐成熟的技术现实，人们对设计实践及其产品如何借助计算现实促进公共话语越来越有兴趣。当代设计在普适计算的现实之下越来越具有新媒介的属性：互动性与数字性。然而需要意识到，每个时代的新媒介，其“新”并不新在技术，重点在于“新”媒介的出现导致了社会行动与互动方式的更新，建立起新的社群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新的连接方式。[1]设计与艺术、工程与计算机科学、政治行动与消费者产品等，在当代社会实践中越来越多地被整合到了一起。 学科领域、技术手段、政治生活的整合，让赋权(Empowerment)的理想，清晰地呈现到当代设计的伦理价值当中。“赋权”最初作为心理学概念出现，后出现在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领域。当下，普适计算及其具有的再现性、多变性与连通性等，使以技术赋权的思路具备了初步可能。“赋权”的要义，按照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行动社会学理论[2]，在于还原并激活人的社会性潜能，从个体上升到主体，将市场扩展为社会，由主体接合为集体(主体联盟)，以行动链接到一起，发挥出整体效能的同时从而建构出权力。作为生活方案的设计，如果能嫁接计算属性，便有可能将日常生活转变为生活政治的场所。按照吉登斯的观点，人类在后传统世界应该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应对集体性的挑战，本身便是当代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3] 20世纪60年代时，反抗官僚主义的主要方式是发起各种社会运动，如“新左派”以及冷战时期的各种反主流文化；今日，青年一代要让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自己的态度，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利用各种新媒介，人与物一起建构出具有传播力的行动者网络。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提出，2018年，Facebook旨在探索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实现赋权；如果说去中心化在线下世界无法立竿见影，那么线上世界的多中心化应该是可行性较高的替代方案。计算(computation/computing/computational)作为当代支配性的技术现实，去中心化的本质属性，使其意指出的赋权未来，尤其值得期待。 与艺术相比，当代设计最突出的优势在于，赋形于计算，结合日常生活，从而生成邀请性、互动性的媒介状态。将设计作为一种规范性努力，构思过程及其体验化的形式，包括人工物、系统、事件，都属于设计的范畴，同时只要它能塑造某种行动及其信念与路线，便都属于本文引介的“对抗性设计”(Adversarial Design)这一新的概念。因此值得指出的是，对抗性设计并不是某种新的设计类型，而是一种为我们理解、描述、分析一系列的人工物、系统、事件等提供的新的理论与知识框架。[4]它以计算作为媒介属性，通过揭示霸权及其构成方式、重新配置剩余物、通过连通性接合成集体等三种主要策略，在个体、关系以及集体等三个层面逐步赋权，以人、物与行动构成持续的争胜多元主义，从而促成从设计知识到大众行动的发生。对抗性设计作为一种体现争胜性的政治性设计，以设计作为触媒，去震荡既有的社会现实与政治生态，以期扰乱固化的内部结构并更新要素之间的陈旧关系，改变公众被动接受公共信息及其影响力的单向方式，从而引发人们对设计价值的重新思考。在计算作为技术的现实之下，对抗性设计更有助于形成新的社群关系，促进社会进步。 一、计算作为技术现实 计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元特征之一，正如那些耳熟能详的时代命名，“第四工业时代”“互联网时代”“智能时代”“后人类时代”“(后)数字时代”“(后)信息时代”“第二次机器革命”等，实际上或多或少都跟计算作为技术现实有关。1996年，《数字化生存》强调的比特思维以及数字化作为生存的提法，成为启发第一代互联网创业精英的宝典。卡尔·迪赛欧(Carl DiSalvo)在2012年出版《对抗性设计》(英文版)一书中指出，计算已成为当代所有人工物、系统、事件的媒介属性。[4]计算媒介突出的是设计技术层面的内涵，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当代设计在呈现、使用以及传播等方面的特点。可以说，设计与未来的关系从本质上看，便是设计与计算的关系。 设计本身便是一种技术，不论是从广义的设计学还是从技术本身的定义来看，两者的关系千丝万缕。正如工业革命及其机器生产力的变革，直接导致了现代主义设计及其方法论的确立。今天，计算正在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媒介，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结合一切载体形式，例如声音、文字、语言、视频等。于是，当代设计的功能逻辑、实践形式、造型方式、视觉语式、加工方式、商业模式、传播机制等，都被计算所影响甚至决定。计算的定义很复杂，具体看来，大致包括算法、语言、协硬件、软件、平台及其产品等。[4]25计算决定了信息生产、信息消费以及信息传播的机制与结果。计算之物，也就是带有计算属性的当代设计，因为具有程序性、可视性、数字化、模块化、多变性、自动化以及连通性等新媒介特点，从而携带了感知与回应用户行为与周边环境的能力，也更接近拉图尔构建行动者网络当中的非人行动者(Actants)的潜能，其伦理与政治议题，成为技术哲学、设计批评以及政治理论等多个科学的热点。正如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1980)讨论的人工物的政治性[5]、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暗物质”(1992)[6]、“以物为中心的民主”(2005)[7]、简尼·班尼特(Jane Bennett，2009)的“人类聚合物”(Assemblages)[8]、汉斯·阿特胡斯(Hans Achterhuis，1995)的“人工物的道德”与“物化的伦理学”[9]、皮特·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2005)的“道德物化”[10]等理论，很早就论及了设计物的伦理与政治潜能。在新时代，当计算属性与设计物性叠加之后，其赋权潜能尤其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