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写作,缘起于两位西方学者对于玻璃这种材料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作用的探讨。英国人类学家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玻璃的世界》一书中指出,虽然历史上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制造玻璃的技术,但它仅仅是作为制作珠子等工艺品的材料,其透明性和可用于光学仪器的特性没有被开发利用,从而拉开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成就上的差距。因为没有透明的玻璃用以制造透镜等光学仪器以及试管等透明的试验用器具,很多科学理论就缺乏了诞生的物质基础①。艺术史学者乔迅(Jonathan Hay)则指出,17世纪以来对于西方平面玻璃的引进对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些新的装饰艺术品的诞生是由于大玻璃镜所带来的新奇感与相关启发。比如,乾隆时期流行的珐琅彩双联瓶就是设计者从大镜子这种在中国还很新奇的事物中得到的灵感。这种双联瓶源于18世纪流行的壁瓶,但又给人感觉像是挂在玻璃镜上的壁瓶,每一侧的部分瓶身都融入到了另一侧。双联瓶的镜像设计带给人似幻似真的视觉感受与镜子带来的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②。 上述两位学者均从人类学角度提及玻璃作为光学材料带给古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但总体看来,这种影响是十分微弱的,基本限于有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并止于对他们审美趣味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玻璃作为光学材料带给清宫装饰艺术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结合当时的东西文化交流与碰撞进行探讨。研究使用的主要材料是雍正至乾隆初年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以下简称《总汇》),通过分析其中涉及的玻璃镜制作和使用记录以及部分玻璃窗和透明玻璃罩的制作信息,探讨透明玻璃逐步进入宫廷生活所带来的审美变革③。 一、玻璃镜与宫廷中的诗意空间 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的记录,玻璃镜在清宫中主要用于制作容镜、穿衣镜、挂镜和玻璃镜屏。其中玻璃镜屏又属提及次数较多、使用玻璃面积较大,同时涉及较为繁复的装饰及安放要求的。以《总汇》雍正六年(1728)九月二十九日“木作”条目下的记录为例: 郎中海望奉旨,养心殿后殿东二间屋内西板墙对宝座处,安玻璃插屏镜一面。背面安一活板,若挡门时,将板拉出来。若不用时,推进去要藏严实。镜北边墙上安一表盘。④ 这座楠木边的“玻璃插屏镜”于当年十月十日做成,“通高七尺九寸,宽四尺二寸五分”,同时相配合,还制作“随楠木边杉木挡糊假书画片挡门壁子一件,通高六尺四寸,宽四尺”⑤。但几天后的十月十九日,皇帝即对制作成的镜屏表示了不满,且提出十分具体的修改意见: 郎中海望奉旨,养心殿东二间屋内西板墙对宝座处新安得玻璃镜插屏甚蠢,尔着闲空拆出,将西二间屋内陈设的楠木架玻璃镜亦取出,将玻璃镜配硬木边安在东二间屋内,不必做牙子。背后安挡门画片。⑥ 造办处随即就按要求进行了修改: 于本月二十日,郎中海望带领催总吴花子将养心殿东二间屋内新安的楠木架座玻璃镜插屏并书格壁子拆出,又将西二间屋内楠木架座玻璃镜插屏取出。于本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做得养心殿后殿东二间内插屏玻璃镜背后拉挡门壁子,并镜前折叠壁子上画画片书格小样一件呈览。⑦ 最终,令皇帝满意的玻璃镜屏的制作和安放,于当年十二月三日完成: 养心殿西二间拆出楠木边玻璃镜一面,改做得紫檀木边玻璃镜一面,通高六尺四寸,宽三尺六寸六分。玻璃镜前面紫檀木边贴书册页画片书格式折叠壁子一扇,背面紫檀木边贴书册页画片书格式拉挡门壁子一扇。⑧
乾隆年制双联瓶 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关于在养心殿后殿安装玻璃镜屏的详细记录反映了玻璃镜在当时宫中室内的重要作用。玻璃镜屏是分隔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重要装置:玻璃镜朝向的是位于公共空间的宝座,背面朝向的是私人的卧室部分;镜屏背后安装的可以推拉的挡板使得玻璃镜插屏的作用介于屏风和门之间,既可以彻底使私人空间隔绝于公共空间,又可以模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线;同时,面朝宝座的玻璃镜通过映射会客空间,又可以营造出延伸公共空间的视觉幻象。 养心殿作为雍正帝当时起居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室内空间的分隔与视觉效果自然受到皇帝的格外重视,所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也应该是出于日常起居中实际的功用视角和审美考虑。在十月二十日的修改意见中提到养心殿后殿西二间也有类似的楠木边玻璃镜插屏,这反映出当时大面积的玻璃镜屏作为室内装修的组成部分,已常用于皇帝的日常生活空间。 17世纪末至18世纪,清宫中所使用的大面积的平板玻璃主要是通过海上贸易从西方进口⑨。透明玻璃开始作为一种新奇的外来物品在清宫的室内装修中扮演起重要角色。这一时期的清宫建筑,讲究将功能不同或功能接近的宫殿以游廊或穿廊等各种方式连结成一个群体,方便活动,同时又营造出江南园林曲径通幽的情趣氛围,并集休憩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⑩。玻璃镜屏的出现恰好迎合了当时这种制造复杂而精致的内部空间的风尚。从《红楼梦》中的一段描述可以一窥当时贵族阶层对于玻璃镜所制造的错视空间的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