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炮·宪政·民主:百年巨变的中国近代化进程

作 者:

作者简介:
薛其林 益阳师专学报编辑部;邮编:413049;职称:讲师。

原文出处:
益阳师专学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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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史在风云激荡的巨变中跨越了一百年。这一百年既是封建中国衰败乃至灭亡的终点,又是现代化新中国萌芽壮大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建立结果并不成功的短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母胎。尽管各阶级、各团体在改造旧中国、建造理想中的新中国的蓝图、目标、途径、方式并不一致,但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祖国的愿望则始终是一致的,在这种愿望指导下所作出的各种努力、政治实践便构成了百年中国近代化(有的书称为“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站在文化哲学的高度,回顾审视百年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就可以发现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三个彼此相连又相互递进的阶段或局面:(一)1861—1895,以“坚船利炮”、“自强”、“求富”为目标的经济近代化(器物层面);(二)1898—1911,以三权分立、“宪政”为目标的制度维新、改良和革命的政治近代化(制度层面);(三)1915—1919以“民主”、“自由”、“科学”为目标的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层面)。按照在不同时期所起作用的主次而划分的上述三个层面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也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相辅相成,共存于中国近代化这个统一体中。实际上,整个近代化进程的有序推进,是以思想文化的启蒙为指导,以物质丰裕、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国力强盛、全民素质健全为目标,以体制变更为保证来展开的。这个过程充分展示了古老的封建帝国如何走向近代化的一般规律。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为主线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化百年历程是如何一步步推进的。

      一、以坚船利炮、自强求富为目标的经济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的一个自救运动。1840年鸦片战争打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古老的中国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面向世界的近代化成为朝野有志之士思考的主题,“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应对这一时局的首要课题。1858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夷炮”架上了古老的北京城墙,列强的国旗高悬在首都的上空,这给中国士大夫官僚阶层以空前的震动,使他们在认识上发生了新的飞跃,由承认“不如人”进到求“其不如之所在”①;由争论该不该“师夷”进到如何“师夷”。在清政府割地、赔款应付外患的同时,内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南方数省,要从根本上推翻满清的统治。如果说外患聊可以应付于目前,而内患则绝无可延缓之时间与可商谈之条件。在内外夹击之下,满清王朝在用人制度上不得不突破不重用汉人尤其不用汉人统兵的旧制,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只得抬出曾国藩、李鸿章来统率军权,企图借助汉人之力来对付目前之危局,挽清廷于既倒。曾、李二人在同太平军作战和与洋人的交往中真切领教了“西洋落地开花炮”的“惊心动魄”(曾国藩语),深切地体会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原因在于船炮器械,因而“师夷”的突破口便定在“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这个课题上。

      1861年8月,咸丰帝驾崩,恭亲王奕诉以议政王身份主持与英法议和,决定以“师夷”作为国策,在朝廷中形成一个主张改革的政治集团,支持地主实权派曾、李的洋务主张,以“师夷”为手段,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坚船利炮为先务的近代化之幕便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下开启了。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接着,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演习制造,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子弹局、火药局、军械局、机器局、船政局等官办新式军工企业。80年代中期进度加快,扩建海军,兴办民用企业,开办矿山,试办电报、邮政,翻译西学著作,派遣留学生,设立新学堂,并动工修筑铁路。以工业化为内容的早期近代化经过30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部分地实现了“强军富国”的目标:

      第一、在“强军”方面:由政府兴办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大小共30个单位,雇用工人万余人,支出的经费约白银数千万两,其中以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5个单位的规模最大。以海军建设为中心环节和骨干的自强运动是中国史上空前未有的创举,经过惨谈经营,建成了规模远大于日本的近代海军,下列表中列举了中日海军的几个主要指标:

      军舰(艘) 鱼雷艇(艘) 总排水量(吨) 世界上排名

      中国

      78 24 8万 8

      日本

      31 24 6万 16

      1891年西方评论家曾将中国海军列为世界海军第8位,而日本只占第16位。其中最大的北洋舰队拥有铁甲巨舰、巡洋舰8艘和炮舰10余艘,使日体联合舰队望而生畏。海军基地的设施也较齐全,共建旅顺、威海、大沽三大基地,其中旅顺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名港”,远非日本横须贺、吴港、佐世保三港可比。这一时期仅舰船的购造费用就超过了3000万两②。

      第二、在“富国”方面:民营工业开办约155家,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的工业11家,其中有一批重要现代民用工矿企业,共约27个单位,经费2964万元,工人25500—29500人,含煤矿7个,钢铁厂2个,纺织厂4个,而以天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兴办了一批现代交通运输企业,包括拥有20多艘近5万吨商船的轮船招商局,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经费478万两,还有通行全国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系统等事业。

      此外,由于近代化自强运动引进的近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都是鸦片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也是近代化进程中取得的物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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