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往往要经历巨大的危机和灾难，并以此为契机，开始新的转机和生机。正如恩格斯在甲午战争前一年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是活动方式改变了，就让命运来实现吧！”[1]中日甲午战争，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耻辱，同时也促成了全民族的觉醒，导致了近代思潮的巨变，引发了传统思维的转型。 一、民族危机意识的深化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传统的中夏外夷的民族意识被注入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新内容，在思想界逐渐复苏和强化。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就已经感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自己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过去的“边患”，而是一个十分强大且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于是练海军、办工厂，“自强”、“求富”，发起了洋务运动。但是，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洋务事业，却在甲午之战中毁于一旦，而且败的是那样的惨，条约定的是如此的苛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波，强烈地震撼了国人的心灵，使蔓延已久的“变局”观念扩大为普遍的全民族的危机意识。 最先感到这种危机的是一批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文廷式目睹现实，忧心忡忡，引用外国人的话告诫国人：“中国若再不改行新政，吾数年复来，不见此国矣。”“中国人心至是纷纷欲旧邦新命矣。”[2]梁启超说：“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所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3]著名经学大师皮锡瑞说：“自甲午战败，各国对我态度顿变。……外患日亟，国势危弱，朝野咸主变法自强。”[4]著名诗人兼政治家黄遵宪，当时正在湖北办理教案，在与友人游览黄鹤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来，黄遵宪更是痛心疾首。他在给好友建侯的信中说：“新约既定，天旋地转”。这个条约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他发出了“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5]的深沉叹息。 戊戌维新的杰出代表康有为，也正是在这时崭露头角的。他目睹和约签定后“举国哗然”的社会现实，毅然挺身而出，发起“公车上书”，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痛切地揭示当时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生存危机，以“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瓜分豆剖，渐露机牙”这样险象环生、朝不保夕的严峻态势，来刺激统治者麻木的神经，唤醒昏睡百年的国人，促使全社会和全民族的觉醒。在民族存亡千钧一发的情势下，无论怎样深刻而精辟的理论说教，也比不上“危机！危机！危机！”的强烈呐喊。在以后的几次上书中，康有为依然是反复陈述这种危机，旨在长鸣警钟，唤醒国人。 民族危机意识成为具有不同政治倾向、政治观点的思想者选择中国出路的共同的基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这场巨大的危机刺激下，彻底放弃了改良政治的希望，进而举起了反清革命的大旗。“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会宣言》的中心思想，就是唤醒全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挽救危机。这正是革命志士和爱国侨胞危机意识的强烈流露。 华侨革命家谢瓒泰，感慨风云，悲愤时事，特意绘制了《东亚时局形势图》。他在这张《时局图》中，以熊代表俄国，以犬代表英国，以蛙代表法国，以鹰代表美国，以太阳代表日本，以肠代表德国。将这些代号放置到中国地图上，形象地揭示了列强瓜分中国之意。他在图边题诗：“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警告国人速起救亡。 甲午战争之后，高涨的民族意识，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社会覆盖面较以往更为广泛。丧师失权、割地赔款的深创巨痛，震惊朝野，在社会的表层和中层，人心激愤，“士气大昌”，形成了“慷慨爱国之士渐起”，关心国事、忧患时局者“在所多有”、“遍地皆是”的态势[6]。即使是平时相对远离政治中心的社会底层，也是“人心愤激久矣，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怆然泪下[7]。素朴的乡村民族意识，逐渐地在酝酿，在扩散。二是人们对民族命运的自我体认比以往远为深刻。这种体认，是以对世界大势较为深切的把握为基础的。资本帝国主义势力逼在眉睫的威胁，造成了思想界空前的屈辱感。中外政治、经济格局的强烈反差，导致了人们深切的落伍感。这种心理情结同中华民族悠久、光荣的历史传统相撞击，又激发了国人不甘于沉沦的自尊心。这样，普遍的屈辱感，就成为民族意识高涨的心理基础；痛切的落伍感，迫使人们在面临外部挑战时做出民族生存的抉择。民族自尊则导致了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的走向和归宿，将人们的愿望和信念集中在一点——倡扬民族意识，争取民族自存，从而迈出了自我改革的艰难一步。可以这样说，耻辱激成了自尊，危机蕴含着转机。 二、新文化运动的巨澜 民族危机意识催化了以振兴民族为目标的文化更新。如果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出发，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应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新旧转换的分水岭。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认同西学，成为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甲午战争惨败的严酷事实，迫使更多的人不得不去了解“近日列国情事”，从而以广阔的视野，去注视那纷彩异呈的外部世界，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肯定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谭嗣同的经历很具有典型性。他早年是一个沉溺于旧学的官宦子弟，“何尝不随波逐流，弹诋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8]“三十年之后，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9]。谭嗣同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痛巨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10]。“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11]。1895年，他邀集有志变法的同人，率先在家乡浏阳设立学会，讲求新学，又设立了算学格致馆，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严复从此决定“以西学为要图”，“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从此开始了他那系统翻译介绍西方学术名著的文化输入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