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二《太平天国》8册，第2册的“诸王自述”章中据《沈文肃公政书》附有沈葆桢奏5件，其第四件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奏称，将所俘太平王国干王洪仁玕及恤王洪仁政、昭王黄文英“各该逆节次供词暨洪仁玕亲笔供单同所作诗句并签驳李秀成口供原本，咨送军机处备核。”该第2册编入了据《逸经》第20、22期刊出的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和幼天王洪天贵福的供词；而沈葆桢呈送军机处的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的文书，则此后一百余年，迄无下落。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大规模搜集太平天国史料，均未发现。 1994年1月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研究期间，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发现了这一件已迷失一个多世纪的重要文献，这是我那次访问最大、最幸运的收获之一。 台北收藏有洪仁玕等被俘后的另一些述辞、诗句，萧一山先生在60年代出版的大著《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编中已有披露。他在书中引录了《太平天国》第2册所不载的洪仁玕、洪天贵福的几段述词，并说明原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使我们对太平天国及洪仁玕本人的史事增加了不少了解。萧先生在书中只是局部引录，这是该书的体例使然，但对太平天国研究者却有未窥全豹之憾。因此我到台北访问研究的第二天，就请近史所的林满红、魏秀梅教授根据萧先生著作中的线索，在该博物馆帮助寻找。萧先生书中未说明引录文件的标题、编号，在泱泱文卷海洋中寻找亦殊不易。旬日后，我有机会去该院作一日访问，于是在例行活动后，专以半日时间在该院文献馆搜索。该馆清史专家庄吉发先生给予了便利和帮助，终于得在下午闭馆前从沈葆桢案卷中找到了有关洪仁玕、幼天王等人的共25个编号的文件，其中多数未为萧一山先生书引录。 在沈葆桢案卷中有一件在馆方目录中标题作“论忠品性之毛病及坐守苏常嘉等郡情形”的文书，阅看之下，心中怦然震动。此件原无题，文中自称本军师，又有“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等语，显然是洪仁玕所写。文中述及太平天国晚期军中朝中不少事，对忠王李秀成等颇有批评。此件首句以“第十七页三行”始，接着以“○”符号隔断，然后叙事。“第十七页三行”必是指某书的第17页第3行，而从内容来看，所指很可能就是洪仁玕被俘前两个多月已被曾国藩杀害的李秀成供词刻本的页码行次。当年沈葆桢呈送军机处的是洪仁玕“签驳李秀成口供原本一本”。“签驳”，即就《李秀成供》有关段落签附反驳意见。“原本一本”，必是将洪仁玕的签驳文书（以下简称“文书”）粘附于《李秀成供》刻本进呈。但后来这一“文书”与《李秀成供》原本脱落，致后之文献整理者不明其性质，只好径以脱落了的“文书”中之意思标题。当时我作如此推想，虽尚未与《李秀成供》校核，但已几乎肯定这就是学界闻名已久而迄未面世的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的文件。这是意外的发现，我心中大喜过望。 李秀成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即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时携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他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由前队保护幼天王脱走，自己则因奸人出卖被俘，20天后被曾国藩杀害。在这期间，李秀成写了几万字自述，曾国藩杀李秀成后，即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迅速删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别呈赠军机处和各有关的地方大吏。幼天王走至安徽广德州，其时洪仁玕在浙江湖州，即去广德州会合，拟议入江西会合侍王李世贤部入湖北，据荆襄，以图长安。但入江西后，到处遭追击，军心又不固，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即清同治三年九月初九日、公元1864年10月26日在石城县杨家牌遭夜袭，洪仁玕、幼天王等先后被清军席宝田部所俘。洪仁玕在席营、在南昌府、在沈葆桢巡抚衙门都有详略不同的自述，或亲笔，或清吏笔录。这些，以及洪仁玕亲笔书写的诗句和这件签驳文书，还有幼天王所写的多篇述词和字句、恤王洪仁政等的几次自述，都由沈葆桢呈送清廷。沈葆桢必是由于某种动机将曾国藩送给他的《李秀成供》交给洪仁玕看，然后洪仁玕写出了签驳意见。 曾刻《李秀成供》今已罕见。幸1936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将曾刻本影印，才得以流传稍广。我取曾刻影印本与上述台北藏件校核，该藏件首行首句以“十七页三行”始，以下为“将滁州交李昭寿镇守一段原是”句，按叙滁州守将交替原季及李昭寿与忠王的关系等；而《李秀成供》影印本17页第3行文字正是“我军失利退守来安，仍回滁州，后将滁州交与李昭寿镇守”，完全相符。由此可以充分肯定，上述台北藏件就是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的文件。 这篇“文书”对李秀成的批评约有以下数端。 （一）批评李秀成徇私情以李昭寿镇守滁州，说滁州原有守将，李秀成因与李昭寿“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 （二）批评“苏、常调守迭更，用人不当”，“苏州守将谭绍光不服军民，以致杭、嘉各专己见”。 （三）批评“坐守苏、杭、常、嘉等郡，……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并批评侍王李世贤、章王林绍璋、辅王杨辅清亦然。 （四）壬戌春曾国荃进逼天京，李秀成赴援迟缓，又“欲自获全功而于侍、辅未到齐前进攻”，致受损失。 （五）癸开夏雨花台失守而不及救，“反行下游放师苏、浙”。 （六）王长次兄为忠正之人，洪仁玕为才学之士，而李秀成不认不信。 （七）批评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王长次兄、附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