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农业是世界古代各文明民族的普遍思想。我国作为文明古国，从西周王朝实行“农战”政策起，“重农抑商”就成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主旋律。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统治模式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产生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 一、确立近代中国经济必须“恃商为国本”、“以商立国”的市场意识 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之所以能确立“恃商为国本”、“以商立国”的市场意识，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它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一方面，封建统治者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摒弃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不断加深，使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受到严重冲击，而洋务运动的兴起，又加速了封建小农经济的瓦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如继续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无疑将使封建经济的发展走向死胡同，他们考察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到“商”在国家富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初步确立起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意识。 1.确定“商”为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 薛福成宣扬“商握四民之纲”，他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指出：“失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而郑观应在其《商战》中也明确指出：“古有四民，商居其末。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期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位。”在薛福成、郑观应他们看来，商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其它部分都应从属商业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应该指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谓的“商”，并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实际上它包括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各个部门。因而使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特征的市场意识得到了一定体现。 2.确立发展“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郑观应在《危言·商务二》中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各国并兼，各国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裔，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在这个世界通商的年代，必须改变“以农立国”的国策，摒弃“重农抑商”的旧观念。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发展资本主义商业作为抗击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封建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国也不例外。 3.树立新型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或不言利，而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对“重农抑商”的批判，确立了重商的思想，他们的义利观与传统的义利观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陈炽在其《续富国策》中把言利、逐利与发展生产三者结合起来，冲破了那种传统的“君子不言利”的思想藩蓠，确立了新型的义利观。 二、重视拓展国内外市场 资本主义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能否发达的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支撑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我国古代经济作为一种自给自足、封闭的、缺乏商品交换的小农经济，根本无法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商品市场。历史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以产生，但中国又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对于这种历史局面，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认识，充分意识到拓展市场的重要性。 1.主张保护和培育国内商品市场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发展本国经济，首先在于保护和培育好国内的商品市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作好以下两项工作。 (1)作好市场立法，消除“困商之政”。陈炽认为中国“欲兴商务”，“发达公司”，就必须“立商部，译商律”。郑观应作为一个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为了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能获得有利条件，他极力要求由国家政权来实行“保商之法”和革除“困商之政”，这包括给予专利权、举办商品竞赛会、鼓励组织公司、裁抑厘卡、减轻其他捐税负担等，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较宽松的环境。郑观应针对“官督商办”企业出现的问题，指出：“今欲整顿商务，必须依照西例，速定商律。”为此，他曾购译了“香港商贾公司条例”，将《英国颁行公司定例》附于论著《商务五》之后，供人们研究参考之用。与此同时，郑观应提出设立有资本家参加的“商部”，从政治上保护商人利益。认为在议院设立“商部”可使“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为了减少对外贸易逆差，马建忠主张实行保护政策，“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以保护国内商品市场。 (2)扩大商品生产。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一定要作好基础工作，即扩大商品生产。他们都强调大机器工业的作用，薛福成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郑观应也认为“西从之富，在工不在商”，“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宜设专厂制造机器”，从而实现“机器兴利。”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初步认识到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关系，认识到通过发展机器生产，可扩大商品生产，拓展国内商品市场，从而“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