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 甲午中日之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国虽落后于西方，还不失为东方之大国，马关条约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以三国干涉还辽为标志，列强侵华事件接二连三，争夺让与权、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等等，都表明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国要么灭亡，要么变革，整个社会临近了转型期。这时，觉醒的忧国爱国之士日益增多，开始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力量。他们对甲午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之手，割宝岛、赔巨款，丧权辱国，悲愤难言，欲哭无泪。按照传统的思路，他们向皇帝上书呼吁，先后上书者共计1581人次，上书37件。公车上书集合了18省的举人1300名，影响最大。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呼声带有明鲜的资产阶级要求，表明19世纪70年代中国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要登上政治舞台。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微弱，一方面无力抗拒封建势力及其剥削制度，另一方面又遭受到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他们在夹缝中挣扎。19世纪末，中国有可能变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如乌云压城，如何在困境中寻求一条富强的道路，是他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甲午战争之前，具有维新思想的早期人士，已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微弱呼声。他们从经济、政治方面思考了使国家富强的具体办法。经济上，他们要求洋务派官僚“与民共利”。要求洋务派和清政府“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1]。王韬明确肯定官办不如商办。薛福成要求让民间“招集商股，自成公司”；“兴我贸易，藏富于商民”，[2]马建忠指出“讲富者以护商为本”[3]。郑观应代表商民说：“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守我利权，富我商民。”[4]政治上，70年代王韬、郑观应已发出实行“君民共主”的呼声。“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5]，“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之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完，奏闻国主”[6]。到90年代初，主张设议院的呼声愈来愈多。王韬说：“设议院是富强之本”，薛福成肯定：“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7]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早期维新影响很大。郑观应说：“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8]早期维新志士把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作为自强的根本办法。 甲午之前的改革声浪限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层次，还没有深入到理论的领域。甲午惨败促使有识之士深入思考拯救中国的根本办法。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严复介绍的天演思想应运而出。 二 天演思想的作用 严复天演思想对社会转型的催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批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思想 严复写道：“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此观化不审似是实非之言也。天始于湼菩（引者按：即星云Nebula之音译），今成椭轨；天枢渐徙，斗分岁增；今日逊古日之热，古晷较为晷为短，天果不变乎。”[9]严复以他的丰富的天文学知识驳得那些只读四书五经的儒生们无词以答。 严复不仅列举天变的现象，他还说明天为什么会变。他认为宇宙是物质构成的东西：“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翕以合质闢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10]，“方其演也，必有内涵之力，以与其质相剂，力既定质，而质亦范力。质日异而力亦从而不同焉”[11]。他所说的“质”即“物质”，“力”即指“运动”。所谓“内涵之力”，即指运动的源泉包括在物质内部。随着物质的变化，运动也相应的变化。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离开物质的运动。“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喧之争也。群力交推，屈伸相报，众流汇激，胜负迭乘。广宇悠宙之间，长此摩荡而已矣。”[12]各种力量交互推动，彼此有屈有伸，有胜有负，在宇宙之内没有绝对的静止，也没有绝对的平衡，常在变化。 西方哲学家这个观点，严复搬出东方孔子的话来证实：“仲尼川上之叹，又曰回也见新，交臂已故。东西微言，其同若此。”[13]孔子简单的两句话是否含有西哲那样深刻的思想，很难判断，严复如此拔高孔子的思想，目的是说服儒生们相信：孔圣人早就说过：天如万物一样，是会变动的。 天既然会变化，“道”当然也会变化。虽然数学物理中的某些公理定律是不会变的，但这不是儒生们所指的“道”。严复说：“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14] 他否定封建的礼教，刑政、习俗等等的不变性，同时宣扬天演思想：“能自存者资长养于外物，能遗种者必爱护其所生；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15]道不是单一的，能够保种利群的救世之道是应该永存的。至于中国传统的“道”，不是无用，就是无实，当然——严复说——不是一无所用，而是不能切合今天救弱救贫之需要，“皆宜且束高阁也”。[16]当前的急务“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长期控制人们思想的陆、王理学不行，“直师心自用而已”。“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17]他如此贬斥理学，目的是为西学的传播扫除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