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国民革命观的历史演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曼容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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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终生从事革命斗争,他自己常说:“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1]。他在晚年又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2]。就是说,他自1885年中法战争后,一直都是从事国民革命的事业。对这种说法应如何看待呢?

      孙中山一生“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这只是从笼统的意义上来说的,但具体考察,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口号却有一个历经沉浮的演变过程,而且晚年重新采用的国民革命口号不是辛亥时期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发展。

      一、辛亥时期国民革命口号的提出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曾经提出了国民革命或平民革命的口号。早在1906年,他在《军政府宣言》中指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3]。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孙中山又说:“此次革命,乃国民的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幸福。”[4]

      为什么这一期间,孙中山将自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冠之为“国民革命”呢?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其一,资产阶级在上升和革命的时候,向来是把国家和人民看作是一个整体,而把自己作为社会和全民的代表出现的。“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5]当时作为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是这样。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及作为三民主义的实际内容的革命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仅表现了激进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要求,而且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迫切要求。当时,孙中山“在主观上并非为争取资产阶级一阶级的政权,而是为整个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6]他对三民主义作过这样的解释:“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州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7]这种憎恨专制、向往民主的救国救民的坦荡胸怀,表明孙中山如同西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一样“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8]。这是因为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清王朝作斗争,中国新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还未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受压迫的革命时期和上升时期,因此,不仅资产阶级而且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都要求反帝反封建推翻清王朝。于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有根据”把自己作为全社会和全民的代表,用国民革命、平民革命的口号来动员广大人民,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其二,孙中山关于国民是革命的主体、国民是国家的主体的国民思想,既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潮,又对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作了革命性的改造;既具有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征,又体现了中国民族的、历史的色彩。孙中山走向革命之始,就具有浓厚的国民思想。早在1894年他就提出“国以民为本”[9]。1905年初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时,又明确指出“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10]。1906年《军政府宣言》宣布:“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自今已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11]1912年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申明:“国家之本,在于人民”[12];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又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3];是年又在演说中重申“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14]。

      孙中山的国民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潮。欧美资产阶级就是以“国民”、“全民”的名义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孙中山接受了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把这个口号作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而与他的三民主义等同。他说:“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15]又说:“用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16]与此同时,孙中山服膺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并以此来阐发他的三民主义,说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另外,孙中山的国民思想也是对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和改造。民本思想或重民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学的精华所在。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民请命”,等等,都是传统儒学中“重民”和“民本”古训的体现。尽管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是以君为本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目的,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强调国家的基础是“民”,强调“民”对“邦”的重要性,含有“民主性精华”的成分,因而与近代民主主义或多或少地存有相通之处。很自然地,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就成为孙中山十分珍视而要加以继承和发扬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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