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率辫子军进入北京。随后，康有为也从上海赶到北京。7月1日，清废帝溥仪登极，宣布复辟。一般论者均以为：康有为与张勋，一个“文圣”一个“武圣”，是丁巳复辟的主谋，把康与张完全等同起来加以批判，这种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复辟逆流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一派以张勋为主包括部分军阀及清朝遗老，主张复辟封建帝制（以下简称帝制派）；另一派就是康有为，主张“虚君共和”（以下简称虚君派）。要想弄清康有为在丁巳复辟中的作用，就得首先从两派的政治主张谈起。 一 两派的政治主张 帝制派与虚君派的政治主张，既有共同之处，更有意见分歧。 首先看共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第一，关于时局的看法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共和制建立后，由于军阀专权，造成社会的极度黑暗。这一点，两派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帝制派认为，辛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皆以党贿为争端，各便私图”，以致“民怨沸腾，内外纷呶……苍黎凋瘵，逃死无门”[①a]。 虚君派认为，辛亥后虽名为共和，而“政权专制，过于帝者”[②a]，“赋税日重……刮尽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民无以为生”[③a]。 帝制派认为，总统由选举产生，“权利所在，人怀悻心”，故各地军阀官僚，为了竞选总统，必然会兵戎相向，造成“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而“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选举无已时，乱亦无已时”[④a]。 虚君派也认为，“总统只一，谁肯下者？”且当时由于“中国各省，兵力既分，雄豪各立”，故在“两党争总统之时，每次各率一万万男子而相战，不知经何年而后定也，不知死几千万人也”[⑤a]，必然造成国家的极度混乱。 第二，共和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要想改变中国的混乱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复辟 帝制派提出“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屏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的主张，认为只有把政权“规复君主……拥戴旧君”，实行复辟，才能“拯生灵”于涂炭，“为民生留一分元气”，进而“为国留一息命脉”，这样，才可以挽救危局，“感召天庥”[⑥a]。 虚君派也认为：自共和制建立后，清帝退位，“付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民国政府”，但“袁世凯藉托总师，窥窃神器，毒痛四海，危害宗邦，涂炭生民，大削国土，五年三乱，不绝于线。继其后者，府院争权，政不及民，议员扰攘，乱延于国”[⑦a]。康有为“审察国情”，提出了“非复辟不能救中国”的主张，认为只有复辟，才能“上免国本之动摇，下拯生民之惨酷”[⑧a]。 其次，两派的分歧。虽然两派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有类似的看法，也都提出了复辟的主张，但对于复辟的具体方案，则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主要有： 第一，关于体制问题 帝制派认为，中国社会的黑暗，“推委祸始，实以共和为厉阶”[①b]。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非建设巩固帝国，不足以图存”[②b]，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由“皇上收回政权……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统一之规。”[③b] 从1916年到1917年，张勋召集军阀，先后在徐州召开了四次会议，密谋“藉手规匡，复伸其志而重整清室”[④b]。在此期间，张勋反对惩办袁世凯，大叫“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⑤b]，公开为帝制进行辩护。1917年6月张勋入京后，立刻上奏溥仪，“求皇上悯生灵之愁苦，复亲大政”[⑥b]。到7月1日，则公开宣布由清废帝溥仪“临朝听政，收回大权”[⑦b]，并重新恢复清朝官制。 虚君派则不同。康有为认为解决危机的最佳方案，是实行“虚君之共和国”制度，即在中国重新立一个君主，但这一君主，对国家的一切政权，“皆不能参预，不能否决，惟有受命画诺而已”。所以，“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⑧b]，而“一切百政，皆出于国民会议之权”[⑨b]。好处在于：由于“立一无权无用之君主，人不争之，于是国人只以心力财力运动政党，只以笔墨口舌争总理大臣，而一国可长治久安，无复岁易总统以生争乱之患。”[⑩b] 关于君主的资格，康有为提出：“虚君……不必有才”(11)b]，“惟须有超绝四万万人之资格地位，无一人可与比者，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12)b]辛亥后康有为以为具备君主资格之人只有一人，即“孔氏之世袭衍圣公也”(13)b]。到丁巳时，康有为提出，清废帝溥仪“年方冲幼”，不懂政事，可以作为君主人选，这样在中国“议定宪政，行之十年，风俗习成，政体坚固”，等到溥仪长大，“已习而安之，前时之威权尽改，委裘之虚号空存，拱手受成，南面无与”，就可达到“无争政权之患，直成虚君之共和矣”(14)b]，何其美哉！ 第二，关于国会问题 帝制派把国会看作帝制的最大障碍，因此就首先拿国会开刀。在第一次徐州会议上张勋所提出的三个宗旨中，第一条就是设法“解散国会”(15)b]。随后，张勋“藉口上海土案牵连，连电三次”，“对于司法总长张耀曾，为严重之攻击”，并借此“痛诋国会”(16)b]。在第二次徐州会议上，以张勋为首的督军团发布所谓纲领，指责国会“各怀党见，违反真正民意，不顾国家”，并表示“至不得已时，亦当为正当之干涉”(17)b]。会后，“张勋乃益自负，于是干涉国会，攻讦总长之电，迭发而无所顾忌”，甚至公开要求“解散国会，否则出于横决，亦所不辞”(18)b]，表示要用武力强行解散国会。1917年5月底，大总统黎元洪电请张勋协助解决政府危机，张勋则“电大总统，以解散国会为罢兵交换条件”(19)b]。张勋率兵北上“行抵津门，以限期解散国会为最要条件，限至六月十二日晚止”，并威胁说，“如十二日不下解散国会命令，十三日晨，各督军即当自由行动”，最终迫使黎元洪“俯首听从”(20)b]，解散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