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他四十年革命生涯里与华侨和留学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关于他与华侨的关系与交往，已有许多专文论述，本文专就他与留学生的关系以及他对各个时期留学生们的看法与期望进行初步探索。 （一） 孙中山“幼尝游学外洋”[①]，十三岁时随母亲到夏威夷群岛，以后留在那里求学，直到十八岁回国。在国外学习期间，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②]。 孙中山青少年时期，清政府已被迫开放了中国的门户并且开始筹办洋务，派遣青少年出国到美欧西方国家学习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和开设制造军械、轮船以至各种民用企业，企求“自强”、“求富”。然而这种貌似声势浩大的改革是在慎防“用夷变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枝枝节节的模仿抄袭，由于官员们在经营管理上的封建性与思想作风上的陈旧腐败，因此，尽管就某些方面、某些举措上说，虽起了开风气之先与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就洋务运动的整体成就来看是失败的，以致到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和随后他在对清朝统治者失望之余创立兴中会时，在西方列强的“虎视鹰瞵”下，中国的国势益发岌岌可危。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虞于目前”（《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与《香港兴中会章程》中语）。欲救中国且使之富强起来，孙中山认为，必须认真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以“西学”[③]来改造中国。用他在《上李鸿章书》中的话说，就是“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而对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的国际形势、外交策略等方面的了解与运用更是胸有成竹[④]。 由于出国留学，见了世面，中弱西强的鲜明对比与悬殊的反差，使孙中山认识到唯有急起直追、厉行改革，中国才能有出路，但是当权的清朝政府却是那么腐败与无能。出于强烈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朝统治者，为建设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二） 由孙中山策动与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海外留学生的积极支持。 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十七年间，孙中山奔走于欧、亚、北美各地有华侨居留的地区，呼唤与组织反清革命。起初响应者寥寥，到1900年义和团失败和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翌年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后，才有较多的人拥护和赞助他。在《革命原起》里，他回忆道，当时“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因而“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⑤]。孙中山在这里说的“有志之士”，主要是指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在这篇文章中他紧接着写道：“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他概括说，当时“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由此可见他对于留日学生的革命贡献评价极高。在这篇回忆录里，他又写道，“自惠州失败以至同盟会成立之间（即1900—1905年），……海外华侨亦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⑥]。 在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22日，孙中山在“日本日华学生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中着重论述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及其对中华民国创建的关系。他说，1900年后中国学生纷纷留学于日本，“感于日本政治改革之效，群以为中国革命之不可缓。最盛之时，在日留学者达二万人，其十之七八皆持革命主义者。故数年之后，返国者极众，革命思想遂普及于全国，以收前年（引者按：指1911年辛亥）革命之效”。因此他认为，“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⑦]。第二天，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里，又一次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在建立中华民国的重要作用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奉献精神。指出：“彼时学生诸君初来东时之志愿，未尝不是想求大学问，但……一到东京，即受薰陶，又感于外界之种种激刺，因国家危险之景象，日益迫切，不忍死心塌地，消磨锐气于学问上，只得将求学之心，暂行抛开，专坚持铁血主义，练习冒险精神。希望将满清政府推倒之后，再求学问，以遂初心，而为建设新国家之用，故宁肯弃学问而不顾，专图革命的进行。此次革命成功，抛弃学问热心救国之学生诸君的勋劳，实居多数”[⑧]。直到十多年后他离开广州北上时在黄埔军校告别演说中，他还念念不忘地提到“中国革命风潮发生最早的地方，是在日本东京”，提到那时留日中国学生“头脑极新鲜，容易感受革命的思想”[⑨]。那时距离他病逝北京仅仅四个多月。 辛亥革命前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数量比留学日本的要少得多。他们的情况与留日学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也给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予以积极的支持。其中留学西欧各国的中国学生，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寥寥可数，孙中山1896年在伦敦蒙难时，没有遇到一个。他说，“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⑩]。到1905年春，孙中山重访欧洲时，“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当孙中山向他们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主张时，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一个当年的留欧学生回忆说，“其时抱着满腔热忱的留学生们无不争先恐后来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见这些青年之革命愿望如此热烈，也觉欢悦异常”(11)。这时同盟会尚未正式成立，孙中山乃在他们之中组织革命团体，先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德国柏林、法国巴黎三次加盟，参加人数共达六七十人之多。孙中山把这三次加盟与同一年稍后些即8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的同盟会参加的数百名留日学生联系一起，作为是同一件事的延续与发展来看待，认为这四次加盟是“同盟会成立之始”(12)，以后他在1920年5月《在上海中国国民党的演说》中更直接把他在欧洲建立的革命团体，即在比、德、法留学生中的三次加盟视作“中国同盟会”建立的伊始。而六七十名在欧洲加盟的留学生被视为同盟会的最早成员，也是我国留欧学生最早一批民主革命的参与者(13)。此后他们组成同盟会驻欧洲的执行小组，与孙中山及东京中国同盟会本部保持联系(14)。武昌起义前后，留欧革命学生与留日大批革命学生一样纷纷回国，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领导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