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国内外史学界已有相当精深的研究(1)，各种研究的成果，均可支持孙中山“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一深刻的论断(2)。在孙中山前期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生涯中，他有大部分时间在海外奔走，而在这些奔走过程中，他的主要接触者和跟随者均以海外华人为主体(3)。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海外华侨的支持，就没有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事业，尤其是在革命经费的筹措方面，华侨的支持几乎是辛亥革命所有的经济来源(4)。海外华人对孙中山反清革命的支持，一般来说，直接的原因来自于民族主义的情感，但是，华侨的处境和身份使他们在这一场革命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的文化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西方的双重挑战，他们具有特别直接的感受(5)。南洋华侨与美洲华侨是海外华人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最大两支力量，通过对他们在辛亥革命中思想与行为的文化背景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特别方面以及变迁中的近代中国文化在特定的时空中仍然保持的强大凝聚力。 一 辛亥革命以前，世界各地华侨大约有五、六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在南洋一带，其次是美洲(6)。辛亥革命的发生过程，在时间上看起来很巧合地与上述地区华人社会形成的过程基本一致(7)。时至近代，世界各地的华侨，其迁徙的历史，分布的状况与居住地经济文化的关系均各有特征(8)。从文化背景来考虑，每一个华侨均受以下因素的制约而呈现其特征：其一是本土文化的一般性背景；其二是个人的教育经验；其三是侨居地文化构成对他的影响。从华侨对孙中山革命的支持来看，其文化方面的动机，首先来自于对中国的认同，即民族主义的感情。这种“海外民族主义”一方面与华侨的身世、际遇有莫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本土文化变迁的一种影响的结果(9)。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十多年后谓其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10)。这种革命家的理性原则，无疑是清末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升华。但是，对于最初支持孙中山开始反清革命的海外华侨来说，民族主义的感情却另有其特殊性。概言之，华侨在清末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方面来自于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加强；另一方面，对满清政府历史上对华侨的歧视与当时的腐败导致他们在海外的地位的不满，由此而直接引导他们在思想行为上倾向革命。 从孙中山开始反清革命到辛亥革命爆发期间，海外华人社会大致有以下几方面文化特征：其一，中下层华侨以会党、宗亲会、会馆等活动为中心，在其观念形态、生活方式方面基本保持他们在中国本土的状态；其二，华侨中的富裕阶层，在理性上积极认同中国文化，并与国内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保持相当一致性；其三，由于南洋、美洲华侨多来自于南方沿海地区，因此，近代以来的边缘文化特征与他们到海外后的文化环境互相强化，他们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比国内一般人要密切。我们以下将首先分析这种文化背景下的近代海外民族主义情感，以及这种民族主义与孙中山反清革命的相契合处。 南洋和美洲是华侨最大聚集地，华侨多来自粤闽二省(11)。清末以来，反清人士失败后有逃匿南洋者，但至近代，华侨出洋多为发财谋生。粤闽一带，贫苦农民及中下层城市市民因国内生活条件限制而出洋者，构成了南洋及美洲华侨的主体。在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12)，他们在国内属于社会下层，基本没受过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正如巴素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移民在出国之前，殊少受到教育，或根本未受教育。一般移民都未必是有教养的人，充其量在移来之前，受了一点不大充分的教育，这一点是相当可以断言的”(13)。“近代中国移入越南之邦移民的性质，也已决定了华人势力的素质，……移民中的主干并非来自官吏或知识分子阶级”(14)。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也大多数是“没有足够的耕地来维持生计”的广东农民。(15)这些下层的华侨，到了海外，一般所能从事的工作，亦是社会中艰苦的开采、种植及小工商业等等。因此，这些原本在国内就远离传统精英文化的人，在到了海外以后，其身上的中国文化色彩，基本上还是通过来自于乡土社会的一些生活方式或伦理观念及宗教习惯得以显现。特别是到了海外以后，由于原来的生活空间已经改变，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空间，他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在新的环境里找到更多的文化认同来使他们新的生活与旧生活相衔接。近代华侨的中国文化生活圈，如唐人街就是以这一批人的文化需要为基础而形成的。正如有关专家研究美洲华侨时的结论所言：“抵达新大陆的华人移民，立即就发现他们自己融合在一向熟悉的家庭、宗族、同乡、方言、同行和会馆的各种关系中。这些熟悉的环境和文化传统，对华人移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16)这一部分华侨，在海外以乡缘、宗亲、同业等因缘聚合在一起，同时，也因为海外会党在形式上与中国内陆会党的一致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依照他们在家乡的习惯加入会党(17)。这些组织形式是他们的文化需要，在这些社会关系中，下层华侨保持了对中国文化认同，这种“对中国文化本能的依恋”，(18)正是他们民族主义情感得以产生的基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