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至今整整一个世纪的时空里，历史的陈迹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战争双方的后代及至“地球村”上的其他居民都不曾漠视这场战争留给世人的不尽思索。也许因为一纸《马关条约》给原本十分孱弱的中国套上比《南京条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沉重枷锁，并且由此带来一连串的后遗症，也许因为国人意念中的“东方大国”不仅败于首创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西方殖民者，而且败于同属东方文明圈并且还是靠吸吮盛唐文明的乳汁发育成人的“蕞尔岛国”日本而更加显得难堪，故一个世纪以来，炎黄子孙们从那令人悲酸的败局中所引发出的议论与反思也从来没有中止过，中方战败的主要原因及至全部原因仍被继续寻找和谈论着。 如所周知，中日两国都是在遭受西方列强侵凌之后被迫开始改革的，一个是洋务运动，一个是明治维新。前者如筑室道谋，吵吵闹闹，停停打打；后者则是痛定思痛，励精图治，上下一心。二者的成效迥然各异。泱泱大国成了弱国的同义词，蕞尔小国则奋然挤身强国之列。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就在众议院扯开嗓门报告说：“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二十五年来，对外贸易由三十万增至一万万六千二百万两；有三千英里铁路线；一万英里电报，及各种航行大洋船只。日本有最现代化之常备军十五万人，有各式军舰四十只，与欧洲任何各国相比无逊色。日本已实施代议政治。今日不怕任何人。所以日本外交政策为与外人互相往来，开全国为商埠，任人旅行，以促进贸易”。[①]相比之下，偌大一个中国在吵闹中才修筑了共计483公里的铁路。[②]尽管近代工矿企业也在洋务派官僚的惨淡经营中陆续兴办着，对外贸易额也在逐年增加，不少省区都已架设电线，沿江沿海的电线“绵亘一万数千里”[③]，海军建设也初具规模，但较之一个大国的诸多条件与社会需求，较之小国日本的发展气势与速度，这些实绩就微不足道了。有关经济收入除了各省截留与宫廷挥霍外，已所剩无几，国库仍然空虚。无论是国家财力还是综合国力，慈禧所把持的中国都无法同“岛国”日本相提并论。还在1872年，洋务运动干将李鸿章于进退两难之中就曾向乃师曾国藩一吐衷肠：“兴兵轮造兵船，实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谁不视官为传舍，有忧国如家、视远如近者乎？可悲也。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并力，则财与力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④] 邻国日本在迅速发展，中国则在当权者的虚骄与半醒半睡中摇晃着，这就体现着差异。日本政府将其源远流长的军国主义毒素灌入其发展目标，并且矛头直指中国，而中国当权者并未及时警惕，这就意味着灾难。 日本于1873年派兵进犯台湾，1884年图谋以朝鲜为突破口，两次均未得逞，此事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统治者的“大国”心理，但日本侵略者并未就此罢休，反而加紧扩军备战，军费投入逐年骤增。1885年，日本的军费开支为1500万日元，为数已算不少，1892年竟猛增至3450万日元，占全年财政收入的41%，[⑤]超过1885年所投入的军费两倍多。1893年，明治天皇还宣布从节省宫廷开支入手，以6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且命令国务大臣等百官每人抽出1／10的薪金，补充造舰之用，以为民间献金之倡。[⑥] 由于日本政府提供可靠的军费保证加之以全国支持之热忱为依托，日军的现代化程度迅速提高。及至甲午战争前夕，虽然日本海军大规模的扩军计划还不曾完成，但所购与所造军舰多属新式新购，舰龄短，装备好，舰速快，即使总吨位数也已开始超过北洋海军。日本的陆军建设尤其成效显著。早在1888年，日本就已完成了师团编制建设，陆军教育齐备，后勤制度严密。在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陆军于战前已扩至7个师团，另有士兵数量达两倍的后备兵源。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在参谋部专设大本营，由陆军大将栖川宫炽仁亲王出任幕僚长，全面规划侵华战争，指挥海陆全军，争夺制海权等重要战略计划即由该大本营统一制定和部署实施。 “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了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⑦]可悲的是，主宰中华民族命运的清朝统治者在咄咄逼人的日本军国主义态势面前只有丑态和窘态。 本来，中国近代海军的主力北洋舰队经李鸿章多年努力，已于1888年赫然成军。它既是李鸿章个人洋务事业的高峰，也是晚清“自强”运动的一项重大成就。就当时规模与技术水平而论，北洋舰队明显超过日本海军，连一些西方军事家也对此刮目相看。遗憾的是，北洋舰队成军之日，便是它原地踏步停止发展之时，日本的海军建设则全力直追。就在北洋舰队建成这一年，黄河郑州段发生决口，清政府根据户部尚书翁同和的奏请，减少海军投资，“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一律暂行停止。从此以后，直到日军启衅开战，凡数年光景，北洋舰队除了坐视舰炮衰旧外，已别无他法[⑧]。殊不知，“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象以前建立一整个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亲自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在下水以前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