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史学界在前几年已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其不过是洋务思潮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种思潮确是洋务思潮的一部分，而且还可以说就是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以下就这种观点试论述之。 一 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均是北洋幕府人物 以往得到史学界公认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5人。本文先就这5个人的身世进行考察。 马建忠少时随家屡迁，而后定居上海。在沪期间，他放弃科举道路，专心研究、学习西学，入李鸿章幕。1870年，马建忠27岁时，随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赴天津办洋务。此后他被李鸿章派往法国留学，回国后曾担任过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等。1895年，随李鸿章赴日，参与缔结《马关条约》。综观其一生，仅活到57岁，却有30多年的时间在李鸿章幕府工作，可谓毕生效力于李鸿章门下。他是李鸿章手下办洋务的干才，多次向李具禀条陈“借款、造路、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才”[①a]诸事宜。可见，马氏的思想是北洋幕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薛福成1865年入曾国藩幕，1872年转入北洋大臣李鸿章幕，曾任宁绍台道等职，晚年以三品京堂任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其后半生22年在北洋幕府中度过，并起过一定作用。当英籍“客卿”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总司海防时，薛福成曾上书李鸿章，以不宜使“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②a]为理由坚决反对。朝鲜壬午之变时，他曾为直隶总督出谋献策。薛福成的言论和思想，在北洋幕府中的影响，比马建忠更大。 郑观应先后在宝顺洋行、太古洋行担任买办，1878年奉李鸿章札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始入北洋幕府，1882年正式脱离太古洋行。入幕后，郑观应曾在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担任总办。1884年，因上海机器织布局股款空亏而暂离李鸿章幕，但仍是该幕府外围圈子上的人。1891年，得到李鸿章重新起用，被札委为开平矿务粤局总办。1892年起，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密切起来，因盛保荐而于1893年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96年，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向盛宣怀提出在铁路、铁厂、煤铁五金矿、银行等方面同时并举的建议，力求“捷足先登”[③a]。1897年，郑任铁路总公司总董、电报局总董。郑观应虽在入李鸿章幕时游移数载，“心若辘轳，殊难臆决”[④a]，入幕后又曾因经营上海机器织布局失利而一度赴粤、港闲居，但他毕竟是北洋幕府的重要人物之一，特别是他的实业家身世，使其经济思想在北洋幕府中具有显著影响，对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起到了丰富内容、推动发展的作用。 王韬早年在上海的教会书院任教，因有向太平天国献计的嫌疑而避居香港，曾赴英国，游日本。1884年，在李鸿章默许下回到上海居住。他虽未公开入李鸿章幕，但先后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人交游，算是北洋幕府外围圈子上的人物，思想亦颇具共性。1894年，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时，曾往询王韬对文稿的意见。 陈炽举人出身，曾任户部郎中、刑部郎中、军机处章京等职，戊戌维新运动中被推为强学会提调。显然，他不是北洋幕府人物，而是京官。他在甲午战争前不曾有过跻身先进之列的思想。陈炽的许多观点，是在戊戌维新思潮中提出的，不能拿1896年写出的《续富国策》来研讨他在甲午战争前的思想。他在19世纪90年代初说过：“其号为通洋务者，又以巽弱为能，以周容为度，以张皇退惠为功，言交涉则讲求于语言文字交际晋接之间，屈己伸人，以苟求无事，言海防则鳃鳃然敝精竭财于利炮、坚台、鱼雷、铁舰之属，岁掷帑金千万以苟且侥幸于一时，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①b]。这表明陈炽当时与其他京官的态度没什么两样。在强权制造真理的19世纪，弱国外交是很难搞的，对西方列强必须谨慎应付，不但中国要这样，就连日本也不例外，毕竟招致一场新的侵略战争对弱国是极不上算的事情。因此当时的谋国者常有局中委曲而局外清谈之士不知的苦衷。当然，有时决策人也有过于柔弱的失误。如“甲戌台湾危机”时，应给予侵入我神圣领土的日本扩张主义者致命的一击，对于迷信武力者只有用武力教训之。又如，镇南关大捷后，中法间的和约可以争取到较有利的条件，或取得退兵费，或由法国为福建善后付出代价，或在越南境内划定纵深较大的非军事区。然而，就总体上来说，决不能对西方列强采取僵硬的正面对抗的外交方针，只能有理、有利、有节地争取权益，而不是蛮干。弱而大的国家的出路唯有富国强兵，即振兴实业，大力发展西式军备，以提高御侮能力。如此看来，铁舰、利炮非办不可，不是办得太多，而是办得太少，何以谓“鳃鳃然敝精竭财”？当时清政府完全有财政方面的潜力使北洋舰队实力倍增，甚至更强，甲午战争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士大夫轻视、反对武备所致。 作为京官，陈炽于19世纪90年代初提出“自今伊始，制国用者必出于商，而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矣”[②b]，“惟兼采西法而后古今之变局不能挠；惟专用华人而后中国之利权不为夺”[③b]等振兴商务和有极大保留地同意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是不足为奇的。此前，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过5次大争论：1867年关于同文馆是否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1872年关于福建船政局是否停办的争论；1874—1875年的“海防议”；1880年是否允许修筑铁路的争论；1888—1889年关于津通铁路的争论。在这过程中，洋务运动取得了相当成果，办起了许多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御侮能力有所提高，利权亦稍有收回，一些以经世自诩的京官不再顽固地坚持守旧，开始被动地接受新现实。王先谦即是一例，他曾于1879年上疏建议购买兼碰快船。[④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