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历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要政之一，在清代尤为如此。晚清道光、咸丰年间，极端腐败的吏治及其引发的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爆发，使得朝野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他们不断提出各种整饬吏治的方案，以图清澄吏治，挽救清王朝的灭亡。然而，这些方案实行的结果却是旧的腐败未清除，新的腐败又产生，整饬吏治陷入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怪圈。这种状况的出现，追根溯源，在于清代对吏治的整饬，历来采用的是传统的“人治”的方法，即依靠君主和官吏的重视和督率，通过封建行政行为自身努力克服封建官僚系统产生的弊病，这就象鲁迅所嘲弄的那样，是用自己的手握住自己的头发而企图离开地球，当然是不会达到预期结果、走出那个怪圈的。 六道轮回，出路何在？就在传统的吏治思想陷入绝境之际，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吏治思想。其与传统的吏治思想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企图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指针，另辟蹊径，从总体上解决吏治腐败问题。这一思想的出现，是中国当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孕育的反映，也是冯桂芬长期研究西学，特别是他在1860年因太平军攻占苏州而避居上海，直接接触西方文明的结果。 一 众所周知，冯桂芬对西学一直十分重视，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①]他对西学的提倡，首先是提倡学习科学技术，主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②]他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仅在物质上有益于国计民生，同时，鉴于许多封建弊政的产生是以落后的生产技术和手段为依托的，所以他还主张通过运用西方科学技术来消除封建弊政，他的关于绘制地图的观点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1.绘地图以均赋税 冯桂芬认为：“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止”[③]而这是由测量不准所致。清初，各地丈量田地时量度极不统一。乾隆15年户部发现，除直隶、奉天按户部所颁弓尺计算田亩外，其余各省皆自行其事。但清廷却为省事起见决定不予更改，这种状况竟一直因循下来，历次丈量田亩“无非具文”，造成“百弊丛生”[④]，有鉴于此，冯桂芬提出应按西洋方法绘制出精确地图，正确计算出田亩数字，再根据顾炎武的“以一县之地敷一县之粮科”的方法按亩均收，“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赔累矣。”[⑤] 2.绘地图以查核旱涝灾害，杜绝赈灾中的若干舞弊行为 冯桂芬指出：“州县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之费，有费即荒，无费即熟，官即临乡亲勘，四顾茫然，发踪指示，一听诸吏，虽勘如不勘也。”[⑥]他认为如果绘制出一地的正确的地形地貌图，则可根据此图推测灾情，“今日不雨则若干图将旱，明日又不雨则又若干图将旱；水加一寸则若干图将淹，水又加一寸则又若干图将淹。”[⑦]县官凭此可掌握全部真实情况，胥吏要舞弊也不可能。此外，冯桂芬还提出绘地图以修水利并随时纠革各种弊端的主张，同样贯穿着重视近代科技和务实的精神。 二 漕运、进贡、盐务诸政，是清代吏治腐败的重灾区。冯桂芬与时人一样，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因循时人所主张的通过改善行政手段加强控制的老路，因为他认识到这只能是前弊未除又生后弊，而是主张打破封建垄断，运用商业手段来取代封建行政行为，这就消除了这些弊政赖以存在的基础。 1.漕运 冯桂芬认为南漕只不过300余万石粮，清廷却设置漕运总督这一“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的“巍巍大官”[⑧]来主持，下设包括粮道、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和卫弁300、标兵2000在内的一整套庞大而冗员充斥的管理机构，办公不足而盘剥有余，其结果，每石漕粮运抵北京大约费银18两，远远超过了粮食的正常价格，给人民同时也给清廷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然而清廷尽管花费了无数金钱和九牛二虎之力，漕运却百孔千疮日趋衰败，一度不得已改成了海运，但因仍为官办，故不可能彻底摆脱河运的弊病，“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百端折耗，虽简于河运，仍复不少，两湖、江、安尤钜”[⑨]，也非一劳永逸之计。那么彻底摆脱官办的商运情况又如何呢？冯桂芬指出：“彼富商大贾，挟数百万之资致数千里之远，逾出涉渊、艰难险阻有数倍于运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势、什伍之卫而不患不达。”[⑩]他责问说难道朝廷的力量比不上那些富商大贾吗？他认为这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天下有非常大事而于理不可通者，此类是也。”(11)。 两相比较，优劣立见。为此冯桂芬设计的方案是：罢漕运，将东南各省应解的漕粮按清廷所定的每石1两8钱的价格折成现银解京，直接发给领粮的八旗人等，由其自行购粮，而在天津、通州、北京三地招商贩运粮食，给予免税带货等优惠。他认为在利益的驱动下，商人必定会踊跃向北方运粮，北京等处的粮食供应绝对不会匮乏，“谚云：‘价高招远客’，都门百货所集，即川、滇、闽、广之产尚可咄嗟立办，一旦南粮不来，米价贵即杂粮随之而贵，又带免他之例，……况近来商贾路窄，一闻北地价贵，必趋之若鹜，更不患无米。”(12)他又进一步深刻阐述了市场与行政供应的关系，认为只要商业流通正常，行政供应就有保证：“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13)在此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行政调节也是必要的，官方可以多储备粮食，按年粜陈籴新，以保证市场稳定。这样，漕弊可彻底根除，“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闾阎无赍送之资，而且所谓漕项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计之，奚啻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何惮而不为哉！”(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