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学术界在严复思想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共识，即戊戌时期严复积极传播、颂扬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化”和“天赋人权”思想，而辛亥以后直至去世前严复渐趋保守，转而批判、攻击卢梭思想。如有的研究者指出，“1895年，他（指严复——引者注）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诸文，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而其运用的思想利器，正是卢梭的《民约论》”；严复“是近代中国以鲜明的态度宣传卢梭的民约论和借此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一人”；但戊戌后，“严复在政治上后退了。他对卢梭《民约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积极吸纳宣传民约论的观点，转而着意批评民约论”[①]。也有的研究者指出，“辛亥革命以后，他（指严复）在政治上日益堕落，攻击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与戊戌变法时期的严复判若两人”[②]。更有的研究者以此为典型，总结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种令人吃惊的怪现象”，即“一大批早年竭力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先驱，在经历了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磨难之后，他们虽然对于西方文化有了更加深切的理解和体悟，但在他们的晚年却是毫无例外地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对者一变而成为颂扬者、崇拜者”[③]。本文以为，上述观点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和推理而得出的，因而是不正确的；严复在戊戌时期宣传的并不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而是以赫胥黎、穆勒、斯宾塞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政治思想。 一、戊戌时期严复宣传的不可能是卢梭思想 1895—1898年期间，严复论著中所宣传的“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不可能是卢梭的思想。之所以敢于做出上述判断，主要基于下述三点理由： 首先，在这一时期的论著中，无论是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这样被多数研究者认为是传播、赞扬卢梭学说的代表性论文中，还是在《拟上皇帝书》、《有如三保》、《保种余义》、《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及《西学门径功用》等作品中，严复均未承认自己宣传的是卢梭的思想，亦未提到过卢梭之名。在被认为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的引语“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前，严复也只是用了“彼西人之言曰”这样笼统的字眼[④]。这与严复的风格是不相符的，因为在严氏的著作中，重要的引文或观点一般都是要说明出处的，如在前边提到过的论文中就明确提到了达尔文、斯宾塞尔（锡彭塞）、赫胥黎、倍根等人及其思想学说。 其次，这一时期严复所宣传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及他所提出的政治观点与卢梭学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乃至冲突之处。众所周知，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中心思想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权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而最好的政体应该是民主共和国。”[⑤]而严复则始终不赞成革命，不赞成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是主张在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基础上，开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⑥]。两者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就连断定严复传播的是卢梭思想的研究者也不得不加以承认[⑦]。这些根本性的差异决定了戊戌时期严复宣传的不可能是卢梭的学说。 最后，大多数研究者之所以得出戊戌时期严复传播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的结论，是出于这样一种逻辑推理： “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是卢梭创造的学说； 戊戌时期严复宣传了“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思想； 因此，戊戌时期严复传播了卢梭的学说。 粗看起来，这一推理过程是无懈可击的，但事实上，其大前提却是错误的。众所周知，“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在西方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可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7世纪前后达到高潮，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潘恩等均是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人物[⑧]。由于研究者不察，误把西方思想界长期发展起来的，因时代、国籍、个人经历不同而内涵各异的一个学术传统强加到卢梭一人头上，从而造成了推理过程中大前提的错误，根据这样的大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研究者在肯定严复“宣传”卢梭思想的同时，却不无矛盾地发现，严复所宣传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在最根本的方面是相抵触的。 二、严复宣传的是19世纪中期英国的功利自由主义思想 如上所述，既然戊戌时期严复不可能象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宣传了卢梭学说，那么，严复所宣传的、被研究者们称作“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到底来自何处？从种种因素判断，这一时期严复所传播的主要是功利自由主义思想，其来源主要是19世纪中期的英国社会政治思想。 首先，从教育背景看，严复曾于光绪三年（1877年）受清政府派遣，前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在英国，严复碰上的是一个“反启蒙”的时代，上个世纪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理论依据的启蒙思想开始受到批判，代之而起的是为已经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新秩序呐喊助威的新的思想文化：浪漫主义和形而上学史观渐趋沉寂，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甚嚣尘上，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成为这一时代思想文化的灵魂和支柱；历史法学取代了自然法学，天赋人权观念受到严重挑战；资产阶级已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不再担心封建势力卷土重来，社会契约论也就失去了讨论的现实必要性，代之而起的是进步观念；自由放任主义和个人主义逐渐转型，功利自由主义、干涉主义、集体主义迅速崛起，秩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⑨]。与此相适应，英国社会上流行的不再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而是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穆勒等人关于进化论、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方面的著作，尤其是以葛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人从19世纪60年代起长期执掌英国政权，更扩大了这股思潮的影响。这对于思想正在形成中的年轻的严复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