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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滋承等人去江华府，同日本人开始谈判。”[①a]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教授在其所著《韩国近代史》一书中也写道：“挑起云扬号事件的日本，为清除清朝对它进入朝鲜的阻碍，以朝鲜与清朝之间的从属关系为由，首先向清朝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受到欧洲各国侵略折磨的清朝，深怕事态扩大，便劝说闵氏政权与日本签订条约。因此，朝鲜政府经过多次的谈判，最后签订了《江华岛条约》。”[②a]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认为，劝说者为李鸿章。他说：“总之，派去的军舰起了作用，同时清廷的李鸿章也劝朝鲜议和，所以国王压服了大院君一派的主战论。”[③a] 另外，曾有学者在分析李鸿章给总理衙门所提“为息事宁人之计”的一项建议后指出：“清廷同意李鸿章的建议，遂由礼部将日本要求转咨朝鲜，而听其自行处理。朝鲜以中国之意既在‘息事宁人’，显然不会在日朝谈判中给以积极的支援，在日本武装威胁下，乃于1876年2月26日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④a]这种看法虽与前述“劝说”有异，但也认为清政府的态度给了朝鲜某种暗示，致使朝鲜被迫与日本订约。 《江华条约》（亦称《朝日修好条规》）是日本逼迫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朝鲜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起点。通过这一条约，日本取得了开放朝鲜三处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更为严重的是，《江华条约》第一款写入了“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①b]的内容。日本通过这一条款，否定中朝之间既有的宗藩关系，为实现其独霸朝鲜的阴谋做了铺垫。对于为祸如此巨大的一个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到底负有何等责任，需要认真研究。笔者经过考察，认为对上述各种说法尚需进一步讨论。 一、清廷并未向朝鲜提出劝告或暗示 1875年9月，“云扬舰事件”发生后，日本决定抓住时机强迫朝鲜开国，以实现其多年宿愿，便派出陆军中将黑田清隆为全权办理大臣，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副大臣，率军舰前往朝鲜追究“云扬舰事件”的所谓“责任”，胁迫朝鲜与之订约。同时，任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乘履新之机试探清政府对此举的态度。 森有礼于1876年1月5日抵北京，交接礼毕，即于1月10日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件节略。该节略首先歪曲云扬舰事件真相，继而陈诉日本派赴朝鲜修交使节屡次被拒情形，然后宣布日本已派军舰前往朝鲜问罪，并声称：“本大臣窃祈朝鲜国以礼接我使臣，不拒我所求，以能永保平和也。若不然，事遂至败，则韩人自取不测之祸必矣。”[②b]这段话就是告诉总理衙门，如果朝鲜不同意签订条约，日本便要开战。 对于日本侵朝的野心，清政府早有认识和防范。187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于第一条中写入“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③b]的话，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实欲预杜此意”[④b]。所以，总理衙门在接到森有礼提交的节略后，自然以《修好条规》作为与森有礼交涉的基本依据，反对日本对朝鲜的武力要挟。1月13日，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具节略对森有礼做出答复，首先辩明朝鲜的无辜，然后针对日本的恫吓，严肃指出：“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这等于说，日本如果动武，中国不能坐视。复文驳斥了森有礼的强词夺理，最后表示：“唯希贵大臣转致贵国政府，不独兵不必用，即遣使往问一节，亦须自行筹画万全，务期两相情愿，各安疆土，终守此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言，是则本王大臣所切盼者也。”[⑤b] 1月17日，奕欣等将与日使来往两件节略呈奏。奏折叙述朝日起衅及森有礼来华交涉经过后提出：“臣等查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惟使臣森有礼既到臣衙门面递节略，自应转行朝鲜，俾得知有此事。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照录往来节略，照案咨送礼部备文转交朝鲜。”[①c]当时朝鲜事务归礼部管理，清政府遇有需同朝鲜交涉的事情，一般都由礼部具咨文，通过盛京礼部转递朝鲜。清廷准总理衙门奏后，礼部即于1月19日将此奏折及两件节略“由五百里飞咨”朝鲜国王[②c]。朝鲜收到此项咨文，是2月5日（正月十一日）[③c]。 此后，根据总理衙门的奏折，礼部又向朝鲜咨转过一次文件。文件包括总理衙门与森有礼往复辩论的照会7件，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1件。发出时间是2月27日（二月初三日）[④c]。在此前一天，《江华条约》已经签字。而该项咨文送达朝鲜的时间，则迟至3月16日（二月二十一日）[⑤c]。因而可以肯定，第二次咨文与《江华条约》的签订毫无关系。那么，1月19日礼部发出的咨文，是朝日议约期间清廷行文朝鲜的唯一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