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史学界对它的研究已经不少，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学者们对它的注意，还是远远不够的。晚清社会，如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末年一样，崛起种种军事的、政治的、中央的、地方的势力集团，影响着晚清政局。然而与既往的朝代所不同的是，晚清地方军事政治集团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地方割据、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这一种现象，既有清王朝本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与湘军集团相联系。因此，从政治的角度，将湘军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进行研究，不仅对研究湘军本身，且对研究晚清政局亦大有裨益。 一 湘军之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集团，而是一种政治集团，乃在于构成湘军的成分，不是历史上习见的那种以割据地方、挟持皇权为目的的军人组成，而是由一批饱受封建文化熏陶、有着经国治邦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儒生群体组成，并且构成湘军的基本官佐，从而使湘军没有衍化为专横跋扈的武人集团，而是融入了封建政治结构的主体之中，成为支撑晚清政局的柱石之一。 湘军建军的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也就用受过封建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来统率乡野朴实血性的农民。在整个湘军的官佐构成中，出身士人、有各种功名的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根据罗尔纲先生对182名有出身可考的湘军官佐的统计，出身于进士、举人、贡生、诸生、附生等士人的占58%[①]。所以曾国藩曾不无自恃地称其将领乃“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之儒将，如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王鑫、江忠源、江忠义、彭玉麟等等。正是这样一批士人群体，决定了湘军的发展方向。与清末废科举之后大批士人因寻找出路而投入新军不同，这一批湖南士子之投入湘军，有着不同的特点或原因。 第一，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经世致用。经世致用乃嘉道之际学术之一大变向，它的兴起与滥觞，实为湖南士子为之嚆矢。鸦片战争以前，汤鹏、陶澍、贺长龄、贺熙龄以及魏源等人就以倡导经世致用为职志，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反对汉宋之学的繁琐空疏，提出治学当为经世，以拯救日见危机的清王朝。湘军人物，生当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大变局时代，又受湖南先贤学者的濡染，治学均具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曾国藩虽为理学大师，但其学术却颇具经世色彩，对于汉宋之学，“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②]。他还将经世之学看作是与义理、考据同样重要的学问，提出要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兵制、兵法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进行认真的讲求。左宗棠年青时对科场兴趣不太大，但对经世之学研求颇深，于“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③]。湘军的其他将领，也大都以经世之学为治学方向。刘蓉认为汉宋之学“泯泯芬芬，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提出治学应以“匡世济民”为目的[④]。罗泽南入湘军前虽为乡野塾师，却颇有名气，也极有经世的抱负，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⑤]，且著《皇舆要览》，表达其经世的抱负。罗泽南的弟子如曾国荃、曾国华、李续宜、李续宾、王鑫、王开仍、蒋益澧、刘腾鸿等人，也都受其师的影响，具有经世的思想。其他如郭嵩焘、江忠源等也是如此。在传统社会中，学者的治学风格和内容，往往也是他们的政治价值选择。湘军人物的这种较为一致的学术倾向，也使他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倾向。正因为如此，当曾国藩起而创湘军之时，这一以经世之学为特征的湖南士人群体，便追随曾国藩，成为湘军集团的骨干，奠定了湘军作为政治势力集团的基础。 第二，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倾向，这就是革除弊政，重振纲纪，镇压农民起义，恢复往昔的社会秩序。这一批经世派知识分子，生当清王朝和封建社会末期的双重危机之中，政治的腐败、吏治的紊乱、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农民起义的狼烟四起，都使他们对政治现实颇有怨言。同时，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在这一末期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也使他们深感需要重振纲纪。当然，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们所要求的改革，也仅仅是“匡主德、结人心、求人才”[⑥]、裁兵、节饷、减少苛捐杂税等枝节。在这批人的大多数投入湘军、走上仕途之前，曾国藩的政治主张可以说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心声。做京官时的曾国藩，曾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以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等著名的奏折。在这些奏折中，曾国藩以“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的胆量，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当时官场“琐屑”、“颟顸”、“文饰”、“骄矜”的弊病，提出了改革的主张。这些奏章，颇得湖南士人的好感。实际上，作为具有共同学术倾向，且对社会危象有相同感受的士子，是十分认同这些主张，且有希望澄清天下，实现经纬天下的志向的。正如刘蓉在致江忠源的信中所表达的那样：“君子所自勉者，方大臣际衰乱之世，处昏浊之朝，与庸竖
壬相侪伍，既不忍纲常沦胥，生民涂炭，而思竭吾力以救之，抑不得不贬损丰采，委蛇忍隐以共济”[⑦]。因此，这种相同的政治主张和“澄清天下”的愿望在际遇太平天国兴起的时机，便使得他们投身于湘军这一学术与政治倾向相同的群体，来实现他们的经世抱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湖南士人相同的政治价值取向，又是湘军成为政治势力集团的潜在因素。 第三，他们对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虽有微词，但在政治上始终是对清王朝忠诚的，即使在拥有权势、占有东南半壁河山的成功之时也是如此。湘军人物包括曾国藩、左宗棠在内，对清政府的政治是多有不满的。曾国藩就曾直言民间的三大疾苦，所谓“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申”[⑧]，且官场也存在“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的弊端，并预言：“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⑨]，所言不为不尖锐。左宗棠甚至走得更远。他认为农民起义乃在于官吏的逼迫：“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⑩]曾、左的这种言论，并不表明他们同情农民起义，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希望清政府革除一些弊政，以消弥农民的反抗。而对于蜂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他们是坚决主张镇压的，也正是这种原因，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兴起以后，他们便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湘军的旗帜下，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悍之旅。湖南士人的这种双重的心理性格，乃在于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传统士人，即是儒家思想濡染出来的士大夫分子。一方面，恪守儒家的忠君的政治伦理，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标准来辅佐君主建立和维护理想的等级社会；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社会模式又是儒家所迫求的上下有序、尊卑有等，人人恪守本分的社会，因而对导致这种秩序失范的现象，包括官吏的诛求、朝廷的失教都是认为可以抨击的。正是这样一种儒家人格，使他们可以不满皇帝、朝廷的失当，却不容忍推翻或不忠于王朝的举动。对于来自农民的挑战，他们主张坚决镇压；而对于自身的非份之想，也是决不可以容许存在的。因此，当曾国藩终于率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拥有可以与清政府抗衡的势力的时候，面对政敌的猜忌、民间的传闻、部将的暗示，都更加小心谨慎，以裁汰湘军、自释兵权来消除朝廷的猜疑。这一举动，固然有曾氏及其将领保持晚节的自保因素，更有这一批儒生将领出自内心的对清王朝统治忠心耿耿的逻辑表现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