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乃至教育、科技体制也传到了中国，于是近代的中国开始了急剧的动荡。正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的解体，新兴的近代新学堂的出现，特别是大批爱国青年学生走出国门就学而产生了中国近代学生。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和近代学生的产生与壮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抵御外侮斗争的连续失败以后，这些受到近代学校教育，眼界开阔，极度忧国忧民而又富于进取精神和革新精神的中国近代学生的成长和壮大，无疑将给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注入新的动力。 一、最初的斗争 近代学生一出现就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在此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次革命运动，甚至暴动和起义，几乎都有学生参加，此外，他们亦曾多次直接发动和组织中国学生运动。早期的中国学生运动在组织救亡宣传，唤醒国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早期的学生运动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尽管当时尚未出现独立的学生革命团体，但是中国近代学生仍然以各种方式投入革命运动。 早期学生运动主要发生在留学生中。中国近代留学生除了极少数纨绔子弟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满怀忧国忧民意识、立志报国的，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出国留学。尽管他们当中存在着各种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对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特别是由于这一腐朽统治而造成的中国近代以来经济落后，惨遭西方列强蹂躏，感到强烈不满。他们对腐败的清政府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中国要强大，中华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学习西方。无疑，当时留学生的思想是不同的，他们当中许多人主张靠暴力、靠革命推翻清政治的统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救国；也有相当多的人深受康梁思想的影响，主张中国只要改良，实行宪政就有希望。当然，还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在中国近代学生中，在如何拯救中国的道路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始终存在。因此，中国近代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形式的多样性特点。 19世纪末，在各地的新式学校中就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无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1887年，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孙中山就十分关心政治问题。他不但以学堂为基地进行革命宣传，而且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如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常常聚会，探求救国道理，被当时人称为“四大寇”。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和祖国的前途，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甚至倡言革命。他们在一起时“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①]无疑，学生时代的政治活动正是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后来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开端。孙中山在毕生革命生涯中特别重视青年学生，并注意吸收他们参加他领导的历次革命活动。他终生都与青年学生息息相通，这不是偶然的。 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最早发生在日本。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亡命日本，此后直到1907年被日本政府下令离境止一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而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及其弟子也亡命日本。这次变法的失败使许多改良主义者放弃了以立宪和变法改良中国政治的幻想，转到革命者的队伍中来。这期间，在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团体里吸收了一大批留学生，他们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志士。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成立最早的学生团体叫“励志会”，始建于1900年。该组织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还创办了《国民报》月刊，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 同年，日本成城学校的首批中国留学生45人毕业。8月，以戢翼翚为首的部分人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戢翼翚是清政府首批派往日本的13名留学生中的一个，后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 1902年4月26日，留日学生又发起“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准备举行反清革命。 同年七、八月间，留日学生又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的抗议活动。又称为成城学校入学事件。这次运动以抗议蔡钧拒绝保送9名中国学生进入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成城学校学习为导火线，持续达半月之久。在这次抗议活动中，蔡钧竟然无耻地勾结日本警方，派军警驱散并逮捕中国留学生，引起了学生们极大愤怒。他们上书政府，怒斥蔡钧“辱士辱国，莫此为甚”。还举行抗议集会，通电国内，要求政府将蔡钧撤职。留学生还向学校提出退学以示抗议。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也以“蔡钧蔑辱国权问题”为题发表评论，列举辱国罪状。这次运动甚至得到日本各界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这次抗议活动最后迫使清政府表示“蔡钧不洽舆情，激成巨变”当“严加惩处”，并派汪大燮为留日学生监督，调走蔡钧，同时又派专使赴日安抚留学生而告结束。 在这次抗议蔡钧的活动中，留学生中成立了更加激进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该组织翻译并出版了《法兰西革命史》等旨在激励民族主义精神的书刊。这时，留学生中的“同乡会”、“同窗会”及其他团体也越来越多。留学生团体还曾出版了一批刊物，如：各“同乡会”的会刊有《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以及《直说》等等。此外，在留学生中也组织起一批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成立于1896年，是留学生中最早的翻译团体，该社出版《译书汇编》，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它的创刊号上就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