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的弊端及其资本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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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封建金融机构钱庄弊端百出:外受外国银行控制,时常发生倒帐风潮;内存较大消极落后性,多行风险经营和投机经营,已不能满足上海经济现代化对金融机构的较高要求。20世纪初,钱庄面对新式银行的激烈竞争,开始向资本主义金融机构方向转化;逐渐与近代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融合;引进近代汇划制度。但钱庄的转化步伐缓慢,在南京国民政府金融控制政策下,逐渐衰落,沦为国家银行的附庸。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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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顺应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海金融业开始走向现代化,出现新式银行。历史悠久的封建金融机构上海钱庄,虽在20世纪初作了不少努力,向资本主义金融机构转化,但速度缓慢,最终成功转化率并不高,且在新式银行迅速发展的同时,逐渐衰落下来,1935年后则完全处于衰落境地。本文主要讨论上海钱庄的弊端及其资本主义化,一方面阐明上海新式银行业产生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使人们对上海钱庄的发展有个更清晰的了解。

      一、上海钱庄的弊端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控长江咽喉,扼东海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乾嘉年间已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鸦片战争后开埠,上海的对外贸易和工商业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在19世纪50年代已超过广州,成为外贸中心。外贸总值,1894年已达155083750海关两,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3.44%。[①]资本主义商业也很快在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中,如洋布业、百货业、五金钢铁业、颜料业、西药业等经销进口货的商业行业和丝、荼业等与出口密切相关的行业中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则在甲午战争前有了一定发展,1869—1894年上海共开设了52家企业,1894年还实存36家。甲午战争后又得到初步发展,1893—1913年,上海新设工矿企业83家,资本2387.9万元,[②]在全国遥遥领先。

      上海对外贸易、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使商品货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每日每时产生大量的金融周转,金融市场也更加扩大,对金融机构提出更高要求,需要一种能充分调节、平衡金融的机构,而上海原有的金融机构钱庄势单力薄,满足不了巨大的国内国际贸易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同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信用的使用更加广泛,需要低利贷款,而上海钱庄贷款利率很高,一般起限就在4.5%左右,最高达20%,[③]民族资本企业不能承受。于是,上海新式银行应运而生。那么,上海钱庄为什么不能满足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它有哪些弊端呢?

      (一)钱庄受外国银行的控制

      上海钱庄历史悠久,早在1776年就已有钱业公所的组织。钱庄经营的业务主要是对商人放款、接受存款、汇兑。投资者主要是江浙籍商人,也有地主、官僚,鸦片战争后,又增加了买办一大势力。商人和买办熟悉商情,同沿海、内地甚至东北各地都建有商业联系,并且通过庄票同外商和外国银行建立了密切联系。鸦片战争后,钱庄更重要的是在为外国资本服务中取得社会经济的优势地位,为外国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服务。

      上海钱庄的资本一般都不大,只有3到5万两乃至不足万两白银。[④]如此少的资本如何做得起几千、几万两银的货币兑换和10万甚至几十万两银以上的大笔放款生意呢?这就靠庄票的信用向外国银行拆款。19世纪50年代,一些大钱庄的庄票取得外商的信任,成为融通棉织品买卖和鸦片贸易的手段。60年代末,钱庄庄票又取得外国银行的信任,向其拆款。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深悉各庄底细,导银行放息;岁存庄家何止数百万”。[⑤]从外国银行看,这是“用最好的方式利用这些头寸”;而上海钱庄则“每天依照他们的需要拆借,使他们能够以有限的资金做成庞大的生意”。[⑥]

      外国银行对钱庄的拆款一般有300万两,最盛时期总数约上千万两,每庄拆进最多约70—80万两。据载1911年10月18日,钱庄共欠外国银行之银总数为881万5千两。[⑦]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拆款如此之巨,对钱庄生意的影响是巨大的。钱庄本身资本薄弱,向外国银行拆款做大生意的同时,自身兴旺盛衰的命运就交给了外国银行。加之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性入超,钱庄之银经常流入外国银行,如果外国银行不放款给钱庄,银根就必然紧迫。上海金融市场的消长,也操纵在外国银行之手。由于钱庄不具备稳固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如果一旦遇到什么政治、经济的变动,就会发生倒帐风潮,金融市场出现恐慌。外国银行此时如收回对钱庄的贷款,便会加重恐慌。晚清发生的几次大的金融恐慌或金融风潮(如1871—1873、1883、1897、1910年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每次金融恐慌,钱庄的倒闭数动辄达十几家,甚至几十家,而外国银行,不仅利润丝毫不损,且趁机弁取暴利。如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中,汇丰银行却是“……上半年的景况是令人满意的,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比去年同期大为增加,应付票据数量减少,本年6月30日,它约在五百万元以下,而1882年12月31日前,却在八百万元以上。”[⑧]在上海钱庄破产、半破产时,外国银行却盈利丰厚。当金融风潮过后,金融活动渐渐恢复之时,外国银行对钱庄的拆款数量不但不减少,反更见增加,使钱庄对外国银行的依赖程度加深。外国银行通过对钱庄拆款,不仅利用了头寸,且拆息的获利也很高。“十余年来外国银行通过拆放钱庄的款项达到数百万两,使得银行获息无算。”[⑨]正因为如此,外国银行一俟上海金融市场出现头寸紧张之状,便收缩信用,加强紧张,制造混乱,且一再重演,致使上海金融市场乃整个中国金融经常陷入不稳定状态。上海钱庄已失去独立性,被捆缚在外国银行的绳索上。这也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国家的金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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