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阵营中。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志士仁人，其实都曾程度不同地对清朝政权和改良主义抱有幻想，他们后来之所以选择或接受了革命，往往是别的路都走不通之后才“逼上梁山”的。革命派依据无数铁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延续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数亿中国人民要付出沉重的痛苦的代价，国家的摆脱危机和走向昌盛也将面临巨大的障碍。史实表明，无数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热爱和对旧秩序、旧势力深切的痛恨投身革命活动的。 [关键词]孙中山 志士仁人 晚清革命 选择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从事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政权的革命活动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1]，赞同革命和反对革命的力量还不成比例。然而，局面很快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到了1907年，登在改良派主办的《新民丛报》上的一篇文章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做了这样的描述：“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2]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在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丢掉对改良的渴望和幻想，加入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阵营中。无疑，这是一个顺应历史进程的选择。在这种选择的背后，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来思考和讨论。 一 我们注意到，在革命志士的经历中，有这样两类情况是很具典型性的：一种是受到某一次巨大的民族灾难或政治灾难的冲击，完成了由非革命到革命的思想转变；另一种则是在接受了革命派的热烈而有力的宣传之后投身革命活动的。具有前一种经历的人当中，很多都成为革命的倡导者或领袖人物，但即使是他们，在立志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权以前，也大都程度不同地曾对这个政权抱有幻想，期望能在不根本改变旧的制度的前提下，让中国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后来选择或接受革命，往往是别的路都走不通之后，才“逼上梁山”的。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本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孙中山在1918年和1923年两次回顾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3]“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4]他还曾不止一次叙述过怎样“不得不”选择非和平的、暴力革命道路的缘由和经过。他在《伦敦被难记》中承认，他早期曾投身于“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的运动，只是在多次碰壁之后，“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5]。1904年，他在题为《支那问题真解》的英文稿中又一次指出：“我辈虽有种种不平，而犹欲勉与周旋，乃终不可得。是以支那人翻然欲改前失，建设东亚之平和，以为世界之平和，必当思适宜之方法以达其目的。所谓‘欲得平和不可不以决裂者，亦时机拶逼之而出’者也。”[6]证之以孙中山在发起组织兴中会之前不到半年时间，还上书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希望李鸿章“采择施行”的事实，孙中山上面所讲的心路历程，确实是符合实际的。 其实，在孙中山的同志和战友中，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积渐而知和平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也都是因为“时机拶逼”而成的。黄兴“在校经堂读书时，尚无革命思想”，只是在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惨遭残酷镇压后，“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7]。章太炎在投身革命之前，也是一个活跃的改良主义者，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希望“以革政挽革命”；他上书李鸿章，入幕张之洞，希望他们“转旋逆流”，实行改良，变法图强。一直到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他才认识到“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逐步下定了革命的决心。陈天华在1905年12月7日所作的《绝命辞》中自称：“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引注：指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清王朝）变法，融和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与清王朝）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8]这样一种思想变化的过程，在当时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志士仁人中间，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所以早在1896年12月3日香港《支那邮报》的一篇文章，就作了这样的概括：“至革命的缘起，虽无由追溯，而其大致要由不慊于满清之行事。近中日一战，而此派遂崭露其头角。孙逸仙博士辈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宪政体之创行而已，迨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 事实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眼见自己的祖国在列强的侵凌荼毒之下，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将不国。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们曾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的和平改良，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清朝政权又是怎样来回报他们的爱国热情的呢？请看一些时论：“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贴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豪无。”[9]一篇题为《对于政府之民心》的文章总结说：“中法之战，可猛省矣，而敷衍之；甲午挫败，可猛省矣，而敷衍之；戊戌庚子，可猛省矣，而敷衍之。盖敷衍者，政府精神之所在也。”[10]从中法战争清军的“不败而败”，到甲午战争清军的惨败，到戊戌变法的流产，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重复着同一个道理：指望和依靠清朝政权去摆脱这个政权的体制本身所酿成的巨大的危机，扫除弊症，革新陈规，去圆强国之梦，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的。在非革命的或和平的方式彻底行不通之后，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政权，建立和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就是一条别无其它选择的道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