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洋务派思潮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已经对冯桂芬及其《校邠庐抗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涉及过在百日维新中有过重要表现、却又落得一个可悲下场的翰林院编修陈鼎。他的那部被守旧派视为离经叛道、荒谬绝伦的重要著作《校邠庐抗议别论》至今还尘封宫禁，很少有人问津，更谈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了。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忽略。陈鼎是晚清很有代表性、很有特色的知识分子。他愤世嫉俗，企盼改革，却又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找不到一条通向改革的康庄大道，因而长期在苦难中煎熬。而当百日维新高潮到来之际，陈鼎“欢欣鼓舞，不能自已”[1]。他响应光绪皇帝的号召，大胆陈言，直抒胸臆，触到守旧派的痛处。因此，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他的境况十分凄惨，受到守旧派冷潮热讽，排斥打击，不久便撒手尘寰。在陈鼎身上，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 本文拟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校邠庐抗议别论》戊戌进呈原本及已刊的《汪康年先生书札》等资料，对陈鼎生平事迹稍事勾勒，对其所进呈的著作与改革思想略予评论，不当之处，敬请师友指教。 一、清贫的京官生活 陈鼎生平业绩和传略，坊间少有流传。陈秉仁先生等所辑《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一文中，对陈氏生平有简略概括，略谓：“陈鼎，字刚侯，号伯商，湖南衡山县人，侨居江苏常州。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六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曾充光绪己丑（十五年）恩科浙江乡试副主考官，汪康年等皆出其门下。后以戊戌党事被判永远监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大赦时获释，次年卒于江苏常熟县。著有《黝曜室诗存》、《陈怀庭年状》。”[2] 据陈秉仁先生《汪康年师友书札各家小传说明》记载，小传资料来源于原合众图书馆。收藏《书札》时，顾廷龙先生曾根据汪诒年先生在每袋书札前填写的作者姓名、字号、籍贯等，汇成《汪穰卿先生师友书札姓氏录》一册，并请与汪康年关系较密切的张元济、叶景葵、陈叔通、项藻馨、章宗祥等人对书札作者加以补注，然后又参酌了碑传、方志等史料，互相校核补充而成[3]。因此，小传的内容大体上是信实可靠的。 就陈鼎而言，他的一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光绪六年（1880年）之前，他孜孜矻矻，勤奋攻读，最后如愿以偿，成为进士，并且被选为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此后整整30年他一直在京师翰林院供职，差不多一生都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可谓典型的知识分子。翰林院为封建朝廷的储材之所，人才济济。在为数众多的官员中，有的勇于建言，崭露头角，最后位列封疆，极尽显赫；有的攀权附贵，遨游卿相，以至跻身侍郎尚书，施展自己的雄才伟略；也有的默默无闻，混迹人海，自甘于清贫的京官生活而落魄京师。陈鼎显然是属于后者。 青少年时期，陈鼎像一般士子那样无间寒暑，刻苦励学，经史各科，靡不涉猎，26岁便中进士，入翰林，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但从此他便一蹶不振，没有往政治方面发展，虽官京朝，却不骛时名，不通声气，闭户读书，一如既往。只是在光绪十五年皇帝大婚时，开设恩科，陈氏才被选派为浙江乡试副考官，录取了包括汪康年在内的一批名人学士，使得平淡无奇的京官生活中多了一点生气。 由于长期在政治上的落魄失意和经济上的拮据清贫，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未老先衰。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初六日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称：“屡欲乞假归，总未能自决。又历年多病，懒动怕事，近复吐血，而鬓发益白，年未五十，已如六七十岁人，境遇所迫，以至于此，亦可叹矣。”[4]在翰林院当了二十余年编修的陈鼎，居然要乞假南归，其景况窘迫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这种长期贫病交迫、独居感愤的京官生活，使他对封建官场的种种弊端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不愿意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批评匡正。他对京师团拜的态度，颇足以说明他为人处世的准则。陈氏在写给友人的信函中谈到：“京中团拜，最是弊典。汉文帝不肯以百金筑一台，而今日请老师，一宴辄数百。平日翰、詹诸君，藜藿不充，而此日必征歌选舞以为尊，此皆反常之事，兄（按，陈氏自称）所深疾，今年务请免此一举。诸年兄中如凌衡甫、朱少梧、黄履中皆身后萧条，无立锥之地。老母、孤儿、幼妻、弱妾，含辛茹苦，同宜怜悯。榜中诸公，自必乐于相助，请与高子明兄同出一知单，恳各位极力赙赠，更将团拜一宗款项，添入帮款之内，此等事多多益善也。鄙意拳拳，幸勿笑其迂拘为祷。”[5] 晚清官场极为腐败、京官们以观剧饮宴为乐，酒醴笙簧，每月数次聚会。尤其是城南的士大夫，每借同年团拜，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陈鼎对这种酒食争逐、江河日下的风气深恶痛绝，故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建议将团拜撤销，而把省下来的钱支持贫寒的士子家庭，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鼎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的性格。 二、百日维新中的重要表现 当百日维新的春雷在京师响起之后，陈鼎一反往日墨守书斋、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他既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掀起的“气象维新，举国奋跃”[6]的改革浪潮所席卷，更被光绪皇帝屡颁明诏、锐意更张的作为所鼓舞。他跃跃欲试，颇想有所作为。但是，从现有资料分析，他虽然赞同改革，痛斥守旧，却很少与康、梁等改革派人士往还。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甚至还流露了与维新派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的分歧。其言曰：“科举既改，将来必有才识之士，为中国转旋气运者，但不能于一时求之耳。讲章黑水，陷溺已深。每见变法中人高谭雄谈，而仍不能脱八股窠臼，其他可知矣。自有格言以来，亚洲一隅，遂无霸才为黄人生色者。华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为罪首。窃谓改科举，立学堂，设特科，求经济，皆不能得人才。惟有尽烧宋人之书，使天下士人一以真面目相见，庶几雄才大略，不为龌龊小儒所掩。然而，朝廷方纳八行取士之奏，日以惊天动地之功望人，而日以硁硁小人之行求人，可异也。”[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