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沉沦之下，一举收复新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对他在收复新疆之后，对新疆进行经济开发与建设的历史贡献，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索，乞盼不吝指正。 19世纪中叶，随着沙俄和阿古柏对我国新疆地区侵略的加剧，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抗击外来侵略者，收复新疆，巩固西北边防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875年5月3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揭开了收复新疆的序幕。左宗棠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于1878年1月2日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历时达两年又八个月。他率军彻底地消灭了阿古柏入侵者，收复了被阿古柏蹂躏十多年的大好河山，粉碎了沙俄妄图吞灭我国新疆的迷梦。 左宗棠在新疆所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为恢复战后创伤，发展新疆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军事行动宣告结束，经济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左宗棠精心擘画，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为建设和巩固西北边陲要塞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十余年来，新疆南、北两路久罹兵燹，遭到了空前未有的严重破坏，特别是经阿古柏长期的蹂躏和践踏，美丽富饶的新疆“蒿棘成林，狼嗥遍野”，处处萧条冷落，满目疮痍。乌鲁木齐“向称重镇，景象繁华，西人曾有小南京之目”[1]，而“膏腴已早为安集延吸空”。克复之时，“汉城仅剩颓垣，满城已同平地”，满汉两城“只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2]。喀喇沙尔是南疆东四城门户，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逃窜时为阻挡清军前进，决开都河水，“城中积潦数尺，庐舍无复存者”[3]。自喀喇沙尔至库尔勒，“沿途民舍，均已烧毁”。据英国人沙敖透露，阿古柏对不愿接受伊斯兰教的人民横加杀戮，约有汉人四万因此丧生。“边陲凋残，孑遗仅存”，这就是战后新疆的真实写照。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医治战争创伤，开展经济建设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由于战争的影响，清政府统治新疆的军府制度已名存实亡，因此，必须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才能强化对新疆的统治，这也是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建设的有力保障。左宗棠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不失时机地设置善后局，把它作为由军府制度向郡县制度过渡的桥梁。善后局的设置意味着新疆战后建设的开始。善后局设置的基本情况是：“克一城，复一郡，即简守令以善其后”。除北路责成镇迪道周崇傅总揽全局外，吐鲁番善后局由道员雷声远和署同知奎绂总理，南路东四城善后总局由张曜负责，南路西四城善后总局由刘锦棠负责。 善后局在战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安民”和“恤民”。其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安辑难民，招徕流亡，散发赈粮，分给籽种和耕牛农具等，帮助农民速归农产，以便恢复安定生活。左宗棠指出：“有土无民，朝廷亦安用此疆土”，“地荒民流，军饷何出？”1877年底，喀喇沙尔被阿古柏匪徒掘开都河水淹没，左宗棠急忙派员前往办理善后，“抚辑流亡，疏销积水，修葺城堡，并派各营分驻其间，以资照护”[4]。刘锦棠和张曜进军南路各城，将大批被阿古柏匪徒强行裹胁西去的各地农民，随时遣归原籍，据不完全统计，送归乌鲁木齐的约二千七八百名，送归哈密的约二千五六百名，发给他们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俾得各安生业”[5]。1878年10月，吐尔扈特族人有七千八百多名从沙俄占领下的伊犁接踵归来，左宗棠将他们安插在开都河两岸，委派喀喇沙尔善后局委员黄丙焜尽力抚恤，按日发给赈粮，“令安居复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发放抚恤银四万两，还为他们换置帐房，购买羊种等，使他们“无冻馁之虞，有团聚之乐”[6]。另外，左宗棠还实行“蠲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让农民在战后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 无数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安民”和“恤民”措施，对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充裕民生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以屯田为务”[7]。这是左宗棠用兵新疆以来的一贯主导思想。关内外因连年兵燹，田地荒芜，粮食奇缺，给左宗棠进军新疆带来严重困难。由凉州、甘州采购粮食运至安西，每百斤粮需银十一两七钱，再由安西径运奇台，又需运费银十一两，合计每百斤粮近银二十三两，而马、步兵勇每月只得实银三两，即使全部摊扣，还需找银交局二十两之多[8]，且运输艰阻万状，不可胜言，“至速非月余不达”[9]。如果“专恃采运接济，费十石不能致一石。兵屯日久，势必自溃”[10]，因此“自古用兵西部，从无内地筹粮筹运之案”，必须就地取粮，“既省转运之劳，复获生产之利”，这就是左宗棠实行屯垦的主要理由。 左宗棠对于新疆屯垦特别重视。早在嵩武军张曜屯堡哈密时，左宗棠就为屯垦的发展，制定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屯垦一时蔚然成风。左宗棠屯垦的区域至为广大，由于南路人口较密，屯垦的重点放在北路。屯垦的种类主要分为兵屯和民屯两种。 关于兵屯，左宗棠首先建立奖惩制度，鼓励士兵积极参加屯垦。每次耕垦时，“均插旗帜，分别惰勤”，并且“以开田多寡考其课”。对肯迈力的营、哨官“存记功次优奖”，否则给以记过处分。其次，将屯垦所耕获的粮食“照料给价，令勇丁均分”，使他们能够得到实惠，进一步调动他们参加屯垦的积极性。这样做有许多好处：第一，士兵在正饷外，又获额外粮价，收入有所增加。第二，国家可以节省转运经费。第三，日后农民归业，地亩已开荒成熟，可免开垦之劳。第四，锻炼士兵的吃苦精神，增强军事素质，并可防止酿成事端[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