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又深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洋务运动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在中国已经陷入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借西法以自强的运动。按照晚清统治集团的意愿，它是作为殖民主义列强的对立物出现的，并曾做出了一定成就，但最终又被殖民主义列强所摧折。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集团固然咎无可辞，然而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一 晚清统治集团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洋务运动并时起时落、曲折绵延地坚持30余年，除了自身努力外，国际环境中所具有的一些因素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无论是军备竞赛还是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洋务运动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比鸦片战争以来的前20年有所加剧，但比中日甲午战争及其以后又相对平稳。其间，西方列强各种形式的侵略虽然所在多有，并在伪善的表象背后磨刀霍霍，处心积虑地酝酿和准备新的、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但是，总体上是由相对稳定到不稳定的过渡时期。 1860年中外签定的《北京条约》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它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贪欲，以丧失大量利权为代价，迅速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换取了中外的暂时妥协。国际环境趋向稳定。这对于清廷加速镇压人民起义、稳定政权、进而寻求“自强”创造了一个较为适宜的前提。 当时，在中国乃至东亚肆虐的西方列强主要是英、法、俄、美四国，其中又以英、俄为主要对手。它们各自都想在中国和东亚称霸。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它们乘清廷腹背受敌之机，以不多的兵力攫取了我国大片领土、强行开放大量口岸并取得公开贩卖鸦片、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以及强行传教等特权。这一切，暂时满足了它们的贪欲；与此同时，鉴于它们各自有限的实力和相互矛盾，遂对清王朝改变策略，由打变为拉。它们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支持在“辛酉政变”中上台的慈禧、奕訢政权，胁迫这个政权来兑现在《北京条约》中载明的所有特权并希望继续扩大这种特权；对清政权的死敌——太平军，则开始改变所谓“中立”态度，公开表示愿意向清廷供给或出售洋枪洋炮，帮助训练官兵，乃至公开助剿。软弱的清王朝是不敢得罪洋大人的，很快出现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局面；然而，晚清统治集团内心对自身尊严的削弱和权力的丧失还不那么甘心，其头面人物曾一再表示要复仇雪耻，遂乘“借师助剿”之机，开始了偷偷仿制西洋船炮以追求自强的过程。西方列强为了扶植这个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对其在一定限度内，即在维持其半殖民地地位以便于列强控制的范围内，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它们可以允许本国厂商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出口一些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允许中国企业聘任某些外国技术人员，甚至公开要求派军官训练清军，教授使用洋枪洋炮的方法。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清廷得以乘机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军事骨干企业；也使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培养外语、科技和军事人才的新式学堂相继开办。洋务运动遂得以兴起并得到相应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开始凭借在不平等条约中攫取到的特权大肆向我国倾销商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我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已由最初的5个增加到35个；通商地区由沿海逐步向长江沿线及广大内陆地区发展。进口商品的数量和品种日渐增多。这些商品除鸦片及少量各国土特产外，大多数为先进的工业制品，具有物美价廉的优势。它不仅猛烈地冲击了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造成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而且带来了欧美工业发展的信息，使一向闭塞的中国人开始感受到新生产方式的挑战。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感到外国经济侵略给我国造成的无穷祸患。著名爱国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1]。这里生动地描述了欧美工业制品对我国自然经济的巨大冲击和破坏，同时又揭示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前扩大。与此同时，工业品的大量输入也不能不使中国人在吃亏之余痛定思痛，对比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的差距，萌发自办工业的志向。它们逐渐将资金投向工业生产，开始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缓慢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外国工业品的输入是以掠夺我国资财、吞噬民族膏血、销竭民族精华为目的的，但是既然输入到中国就不可能阻止中国人研究和仿制，从而造成了便于学习和仿制的条件。这里需要指出的，不是侵略者发善心到中国来传播近代工业的福音，而是它们在资本的驱驶下不自觉地用商品传播了近代工业文明。 几乎向我国倾销商品的同时，列强开始在我沿海沿江等口岸地区创办工厂，以便直接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为其殖民掠夺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各国在华企业至少达到191家[2]，分布于船舶修造、轮船运输、砖茶制造、机器缫丝、制糖、制革、轧花、印刷、制药、粮油食品加工以及电灯、电话、自来水、煤气等诸多门类。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外资企业的兴办是没有任何法律和条约依据的，是严重侵略我国主权的行为。它大大加深了我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然而，它利用机器生产迅速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获取高额利润、改善人们生活的现实，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激起中国人学习西方，投资近代工业的愿望和热情。部分开明官吏和拥有资产的商人、买办、地主开始对大机器生产发生兴趣，逐步将资金投向工业生产；他们自身也开始向资产者转化。他们从这些来华的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科技人员那里学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乃至仿制机器设备，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采用为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方式组织生产劳动，并逐渐用自己的产品与洋人展开竞争。清王朝利用了开明乃至爱国官绅兴办近代企业的愿望和热情，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支持了新式企业的兴办，遂使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天津电报局、上海纺织机器局等近代工业、交通、通讯等得以陆续开办。这显然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外国机器工业对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又起了示范作用。当然，这是与企业创办者的主观意愿相违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