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取丹心照汗青” 当太平天国高入云霄的起义烽火在中国大地上渐渐熄灭，天京已经陷落之后，中外反动势力在一派血雨腥风中到处追杀顽强抵抗的天国余部。1864年10月，一支保护着幼天王南走的队伍在石城遭到清军夜袭，一位天国的重要领导人落入清军之手。他在就义前写下了一篇自述。当他挥笔疾书的时候，南宋丞相文天祥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文天祥那首有名的《正气歌》在他心里回旋。他写道：“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而已。”[1]他怀着同文天祥在《过伶仃洋》诗中表达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样的慷慨悲壮的情怀，横眉冷对敌人的屠刀从容就义。这位以文天祥为榜样而“成仁取义”的天国领导人，就是天国后期曾经总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 我们还可以读到洪仁玕就义前写下的《绝命诗》：“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天国虽倾灭，他日必复生。”[2]这首诗反映了洪仁玕对太平天国事业的正义性抱有至死不渝的坚强信念。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信念：天国倾灭了，但是天国的革命精神却闪耀着不灭的光辉，鼓舞着后起的仁人志士。它在新的革命斗争中，在更高的层次上“复生”了。同时天国的业绩和它的英雄们长期为人们所纪念，天国历史的研究在国内外广泛开展，其中包含对天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也包含对天国后期内外政策都留下重要烙印的洪仁玕的研究。 关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研究，经过中外学者的辛勤耕耘，无论是资料的搜求整理和问题的研讨论述都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只拟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洪仁玕的外交思想和同他的活动相联系的太平天国后期外交斗争作一些探讨。 二、从流亡生涯到总理天国朝政 洪仁玕于1822年出生于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是洪秀全的族弟。他同洪秀全一样，虽然自幼读书，希望从科举出身，但考了几次连秀才也未能考中，只好在本乡私塾当教师。洪秀全对青年时期的洪仁玕影响甚大，在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时，首先追随他入会的便是冯云山和洪仁玕。1847年，洪仁玕还曾同洪秀全一道到广州从美国教士罗孝全学习过基督教义。其后不久，洪秀全赴广西，洪仁玕未能同去。1851年金田起义后，洪仁玕投奔起义队伍未成，1852年曾被捕，脱险后辗转逃亡到香港，在外国传教士处教中文。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后，1854年，洪仁玕曾再次投奔天国，中途被阻滞于上海，同年底再回香港，一直居留到1858年。在香港、上海这段时期，使洪仁玕有条件接触到不少新事物，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各种知识。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总是不忘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曾向瑞典教士韩山文详细叙述了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萌发经过，由韩山文用英语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在报上刊载，宣传了太平天国革命，也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把自己努力学习新知识，认真观察新事物的目的归结为“学了本事，将来辅佐他”（指洪秀全）[3]。1858年6月，洪仁玕离港北上，经广东、江西、湖北、安徽等地，辗转征途，备历艰辛，于1859年4月到达天京。当时已在天京事变之后，杨秀清、韦昌辉和成千上万的将士死于事变，石达开又带了大军出走，太平天国的元气大伤，原来首义领导人已寥若晨星，“朝中无将，国内无人”，[4]洪秀全对于早年即追随他的这位族弟的到来，“分外欢喜”，立即授与“福爵”，很快又晋为“义爵”，加主将，在洪仁玕到天京后才20天，洪秀全改变了天京事变后不封王、不设军师的做法，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在天王领导下总理朝政，并“降照（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5]洪仁玕感念洪秀全的信任，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力图有所作为，在政治、军事、文教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应兴应革的措施，以争取形势的稳定和好转。同时进一步从根本上和全局上考虑治理天国的方略。提出了顺应世界潮流，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进行改革的主张，在他任职后不久写成《资政新篇》，进呈天王，得到洪秀全的基本赞同，他逐条审阅，亲笔加批，并下令作为官方文书正式颁行。 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曾经总理朝政的地位和他撰写的《资政新篇》，都使他成为天国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洪仁玕的全部活动和思想进行评说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要剖析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离不开这个背景的。特别是：(1)在《资政新篇》中，集中表述了洪仁玕的外交思想；(2)在天国后期的一段时间内，洪仁玕明确地受洪秀全的委托，亲自兼管外交事务，据他自己说：“在1861年至1862年之上半年，我掌处理外交之事，直到有某事发生令天王不悦，乃令我移交章王掌管之。”[6]至1863年时洪秀全又恢复了对洪仁玕的信任，一些重要谈判仍由洪仁玕主持进行。这些都说明，有必要把洪仁玕的外交思想同太平天国后期的外交斗争实践联系起来研究。 三、对天国外交思想的继承与革新 在晚清史的数十年中，曾有十多年的时间存在着清政府同太平天国对峙的局面。和以往农民战争的历史条件不同，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时代赋予太平天国革命以双重任务，既要反对封建统治，又要同侵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作斗争。在农民战争烈火中诞生的天国政权，面临着在新形势下处理对外关系的重大课题。 在太平天国起义如燎原之势迅猛展开，为时不多就建都天京形成同清政府对峙政权的形势下，资本主义列强感到出乎意料的震惊，为了刺探太平天国的情况和动向，在1853年至1854年间，英国驻华公使文翰、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先后“访问”了天京。他们在“中立”的虚伪幌子下，同时与中国内战的双方打交道，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勒索更多的侵略权益；另一方面向新崛起的太平天国伸出试探的触角，搜罗第一手的情报，以便作出更有利于他们的决策。 太平天国起义的领导者在创建自己政权的时候，几乎没有可能来规划和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定都天京以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仍然一直在同清军进行血战。他们的经历也使他们不可能具备国际方面的知识，天国的外交原则和政策，是在不得不处理对外关系的具体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在《资政新篇》以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比较集中、系统地阐述天国外交政策的文献。从以前天国领导人有关外事的诏谕如洪秀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7]、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8]等可以窥见天国外交思想和政策的某些方面。还有天国官员奉命处理外事问题的交涉文书，也留下天国对外政策和作法的一鳞半爪。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免不了受宗教思想或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也反映出他们多么缺乏国际知识，当然就更谈不上对资本主义侵略者本质的认识了。但即使在这样情况下，他们始终坚持朴素的反侵略的立场，拒绝了西方侵略者的威胁利诱。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