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复杂产品系统是高技术、高价值、工程密集的产品、系统、网络和设施。独特的产品架构特性和创新动态性使其技术追赶难度远超大规模制成品，对后发国家构成了重大挑战。第一，复杂产品系统架构高度层级化(Hughes，1983)，创新分布在众多的产品层级和知识领域。集成商只有具备跨领域的知识宽度，才能“识别快速进步的技术领域中的新技术，理解新技术对其他技术领域的意义，将新技术集成到产品架构之中”(Brusoni et al.，2001)。后发国家企业缺乏人力资本和学习机会，即使进入这类产业，也常被锁定于较低的产品层级(Chesbrough and Kusunoki，2001)。第二，先进用户和供应商对复杂产品系统技术追赶具有决定性影响。复杂产品系统多为因需定制，用户、集成商、供应商会就创新路径达成共识(Hobday，1998)。发达国家的本地用户具备创新者、领先用户、市场专家等多种特点，供应商网络成熟，便于集成商获取和整合创新信息。后发国家集成商距离先进用户和供应商较远，劣势明显。第三，复杂产品系统的技术追赶机会窗口有限。在大规模制成品产业，架构竞争随主导设计出现而告终，创新从流动阶段进入专业化阶段(Utterback and Abernathy，1975)。复杂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远远长于大规模制成品，但其创新面向特定项目，往往没有主导设计，长期处于流动阶段(Davies，1997)，领先集成商的市场地位十分稳定，很少出现突破性创新和技术范式转换带来的跨越式追赶机会(Perez and Soete，1988)。 尽管复杂产品系统技术追赶显著有别于大规模制成品技术追赶，但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视角上，相关文献都非常稀少。当前，技术追赶研究广泛覆盖了电子产品(Mathews，2006；朱瑞博等，2011)、家用视听设备(Xiao et al.，2013；吴先明、苏志文，2014)、集成电路(Cho and Lee，2003)、汽车①(Kim，1980，1997；Lee and Lim，2001；黄江明、赵宁，2014)等众多大规模制成品产业。但是，由于成功案例始终较少，对复杂产品系统产业的技术追赶研究仍然局限于中国、韩国、巴西、伊朗等极少数国家以及电力设施(Kiamehr et al.，2013)、通信网络(Choung and Hwang，2007；Park，2013)、军用飞机(Lee and Yoon，2015)、铁路装备(贺俊等，2018；路风，2013)等极少数产业。而且，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复杂产品系统和大规模制成品的巨大差异，而是沿用大规模制成品技术追赶的研究惯例，考察系统集成商的技术能力积累和追赶路径，研究情境与视角并不匹配。事实上，有限的研究(Choung and Hwang，2007；Kiamehr et al.，2013)表明，集成商的系统集成能力(不仅是技术能力)和政府主体的作用是复杂产品系统技术追赶研究区别于大规模制成品追赶研究的独特主题，但既有研究对其展开却十分匮乏。 一方面，系统集成能力是复杂产品系统集成商的核心能力，相关研究却很少讨论后发集成商应如何培育这类能力。高度层级化的产品架构决定了复杂产品系统产业中系统集成商居于顶层的垂直分工体系(Pavitt，2003)。系统集成是集成商推动各方就系统开发和能力发展路径达成共识、定义并整合全部系统输入的活动(Hobday，Davies and Prencipe，2005)。这些输入既包括构成产品系统的软硬件，也包括技能和知识，还包括集成商内外部的组织人员。因此，后发集成商不只需要积累技术能力，还需要重视组织(Davies and Brady，2000)、知识(Colfer and Baldwin，2016)、战略(Bonaccorsi et al.，1999)等非技术的集成要素。然而，现有研究却很少关注系统集成能力的发展。第一，缺少适用于后发国家的系统集成能力类型化分析框架。目前，主流的“内部—外部”和“静态—动态”集成能力分析框架都源于外部技术可能性丰富的发达国家情境(Clark and Iansiti，1994；Jaspers and Van den Ende，2010)，不宜套用于知识供给落后的后发国家。虽然国内学者提出了“战略—组织—技术”等集成能力分析框架(张方华，2008；陈劲，2002)，但都停留于理论推演。Kiamehr等(2013)以伊朗水电设施集成商为研究对象，将系统集成能力划分为职能、战略、项目集成能力3类。作为目前唯一一项分析后发企业进入复杂产品系统产业所需集成能力的实证研究，其框架尚未被其他研究采用。第二，缺少对后发集成商系统集成能力形成过程的考察。多数研究重点探讨该能力对集成商创新绩效的影响(Koufteros et al.，2005；Tzabbar et al.，2013；Zahra and Nielsen，2002)，默认系统集成能力是企业既有能力。2000年至2004年间，中国管理学界曾出现集成创新研究的小高潮，其研究思路与此类似。但是，后发国家集成商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培育，并非如何运用系统集成能力。目前对后发集成商能力的研究却聚焦于技术能力(Choung and Hwang，2007；Hansen et al.，2016)，很少关注系统集成能力。由于能力的结构和演化高度情境化(Jacobides and Winter，2012)，这些研究对后发集成商发展复杂产品系统集成能力的参考价值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