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探讨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思想及与常州学派的关系，以就教于学术界。 一、六经皆史说与今文经学 许多人对于龚自珍“六经皆史”说都作过各自的分析与解释，但却没有找出他之所以这样说的动机和原因，有人甚至从字面上去理解它，以为这是经古文学家的言论，从而造成了一些误解。我们知道，龚自珍非常重视历史学的作用，将它提高到无比崇高的地位，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名；隳落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在他看来，古史的兴衰与周朝的存亡息息相关，龚自珍所说之史，主要包括六经与诸子等在内，他说：“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2]将六经（《乐经》早亡，故只剩五经）当作周史的大宗（根本），而以诸子作为周史的小宗（辅助）。他的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宾宾”基础之上。何谓“宾宾”？他曾这样解释道：“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夫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史也，献也，逸民也，毕于周为宾也，异名而同实者也。”[3]这种解释，颇值得我们认真玩味。孔子述六经所凭借之史，对于周朝来说是“宾”，六经为“宾”，孔子亦为“宾”，由此可见孔子“不专为其本朝”而述六经。这不就意味着孔子为后世立法吗？自珍此论，表明了他对孔子的根本态度。 既然孔子为后世立法，那么后世儒家混记传群书诸子等入六经，而出现“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类的说法，在龚自珍看来就是“乱圣人之例，淆圣人之名实”，因为在他看来，记传群书诸子等皆为孔子之后学对于经文的解释与补充，这些内容对于理解经文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他们本身并不是周朝之“史”，对于周朝来说也就不是“宾”，不能对后世起指导作用。故而自珍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4]这句话的目的在于为六经正名，从而维护他的六经皆史说和“宾宾”论。对于龚自珍所说孔子不作一经之论，今文经学家皮锡瑞颇为不满，在其所著《经学历史》中引了龚氏此论后，接着评论道：“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犹感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5]日人本田成之亦说，龚氏言“六经是存在于仲尼以前，这和普通的今文家异趣，乃是从史学家底立场言论”[6]。龚自珍与普通今文经学家对六经的看法，在表面上确实不同，他的思想明显受到其乡先辈章学诚(1738—1801)的影响。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开篇就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7]他认为六经是先王（周公）治理国家的政教典章，即史料，孔子只对这些史料加以整理，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但由于孔子在整理时有着自己的取舍书法标准，其中有了史义，故六经这种史，并非一般，其中有深意存焉。他也反对后世以传记等为经，而出现九经、十三经等的说法，主张经之有六，“损为五而不可，增为七而不能，所以为常道也”[8]。并欲“约经之指，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9]。即要求以六经作为后世撰述的指导思想。章学诚言六经皆史，目的在于通经致用，施之政事；而龚自珍的六经皆史之论，目的在于指出孔子为后世立法，故他欲以《春秋》决断万事[10]，亦即通经致用，施之政事。有人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六经皆史，将它当作古文经学家的言论，对此，钱穆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经致用，施之政事，……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固时袭实斋之绪余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帐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11]钱穆先生此论指出了龚自珍思想受到章学诚很大的影响，他们所主张的六经皆史说与公羊今文家主张变法改制思想相通，可见六经皆史说并非古文经学家的专利。 二、龚自珍是常州公羊今文经学派健将 对于龚自珍是否为今文经学家，是否属常州学派，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我认为龚自珍的思想基本属于公羊今文经学范畴，他是常州学派的重要人物。否定龚自珍为今文经学家的理由，主要是以为他“讥切时政最犀利的《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诸文，都写于二十八岁之前”[12]。不错，龚自珍向刘逢禄学习公羊今文之学是二十八岁，二文也确实写于二十八岁前，但这并不能说明龚自珍直到二十八岁才接触公羊学。我们从作者二十八岁以前所写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已受到公羊学的影响，例如：“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13]治世、乱世、衰世的说法为公羊三世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将历史分成“史氏之世”、“大臣之世”和“群史之世”[14]，实际上也是公羊三世说。他又说：“汉臣采雅记古仪官书，造《周礼》，又颇增益《左氏传》”[15]，对《周礼》和《左传》的态度与今文经学家的说法一致。而且，我们从龚自珍早期思想里要求变易、改革及经世致用等主张中，都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与公羊今文学完全一致[16]。 嘉庆二十四年(1819)，龚自珍会试落第，在京师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他思想深处原本就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此时一听刘逢禄所言，觉得句句话都说在心坎儿上。第二天，喜悦之情仍难以抑制，他不禁挥笔写下一首诗：“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17]决心跟随刘逢禄研究公羊今文经学。刘逢禄去世十年之后，龚自珍著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将此作为继承刘逢禄微言大义的作品，可以告慰于逝者。“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18]毗陵是常州的古称，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刘逢禄及常州学派的崇敬之情。 龚自珍对于常州地区学术文化极为熟稔，与常州籍学者的交往也很多，他曾写下《常州高材篇》一诗，记述常州人材之盛，对于乾嘉时代常州学者的各种学问，无不提要钩玄，钱钟书称此文“可作常州学派总序读”[19]，诗中说：“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窔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谈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20]诗中描述了常州地区家家户户都通晓公羊今文经学的情形，可见常州学派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如果作者对常州学派没有深入的理解，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首诗出来。所以我们如果从思想源流上去分析，完全可以将非常州籍的龚自珍及魏源等人归入常州学派。梁启超在所撰《儒家哲学》中谈到清代常州学派时，认为：“可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人不同的地方。……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学。……继他们而起的，有两个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一个是龚自珍。”[21]梁启超说得非常清楚，“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所以说龚自珍是常州学派的健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