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秋涛《朔方备乘》的史学价值与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民 李永祥 福建师大

原文出处:
福建学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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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片战争之后,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出现了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和《海国图志》、《康輶纪行》、《海国四说》、《瀛环志略》等一批颇有价值与影响的史地著作。开拓了士林阶层的一代新风,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何秋涛编撰的史地巨著《朔方备乘》,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一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史载何“少负异禀,过目成诵”。“披天下舆图,能历举府厅州县名,默数其四境所至”。[1]1843年(道光廿二年)举于乡,逾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之职,1853年(咸丰三年)曾入安徽巡抚李嘉端幕府数月,1862年(同治元年)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何秋涛在京期间,“益广交游,博览传记,学乃大进。”[2]受清初经世学者顾炎武的熏陶较深,“专精汉学”,[3]侧重于经史考释和古今山川地理风俗制度的整理辨析。他一生“言规行矩,不谈人过,读书外粥粥若无能,而军国重计,深识远虑,往往援引故事,陈之当道,咸以诚服”。[4]从不依附权贵,淡泊名利,精于治学,穷困以终。虽是英年早逝,学术成就却斐然成章,著述颇丰。所著《王会篇笺释》三卷,以王氏《补注》为本,并取诸家,于训诂地理,考证钩析,观者咸服其精博。《水经注考》“实取诸家异同,钩贯而条纂之,比诸赵戴,弥加精审。”[5]又有文集《一镫精舍甲部稿》五卷和《篆录源流》,并编订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延昌地形志》二书,校订《元圣武亲征录》和《李忠定公全集》等等。

      然而,致使何秋涛能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著作当数《朔方备乘》。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洞开,西北、东北、西南边疆亦日益出现严重危机。出于爱国的思想动机,魏源、姚莹、包世臣、梁廷枬、徐继畲等一大批士大夫开始改变学风,真正走上了经世致用的学术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启端恰恰是从对中外史地的研究入手。何秋涛显然深受过这种学风的影响,[6]“其于经史百家之词,事物之理,考证钩析,务穷其源委,较其异同,而要归诸实用。”[7]又与当时近代西北史地学的拓荒者之一张穆结为至交,张穆卒后,何秋涛“益究心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六卷。”[8]后继加详订,从汉以降,代为之图,并缀论说,增衍为80卷。[9]1858年(咸丰八年),兵部尚书陈孚恩以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戎机,足备谋士之选”[10]而向咸丰帝举荐,逢何正服母丧,未得赐官,仅将《北徼汇编》先行呈览。1860年(咸丰十年),何奉召入觐,进呈之书赐名为《朔方备乘》。同年,御览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毁,吏部尚书黄宗汉取所藏副本,拟缮写重进,也不幸毁于火灾。不久,何秋涛逝世,无人再为其整理原稿。至光绪间,秋涛于何芳徕才将存于祖居的残稿呈交给直隶总督李鸿章,然“篇帙不完,塗乙几编”,[11]经黄彭年和畿辅通志局编修的努力,才得以恢复原稿,并于1881年编成刊行。恢复后的《朔方备乘》比原书增加两幅地图,即俄国地图和中俄边界图,均由黄彭年于黄图瑾绘制。另外,翰林院编修李文田为此书作注《朔方备乘札记》,收入《烟画东堂小品》及《灵鹣阁丛书》中。

      《朔方备乘》是何秋涛研究西北史地学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中俄关系的巨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享有极高的盛誉。本书不仅取材广泛,考订精确,而且经世致用目的明确。全书共80卷,凡例目录1卷。除卷首12卷录自“圣训”、“圣藻”及《平定罗刹方略》、《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皇朝通典》、《钦定皇朝文献通考》、《钦定大清会典》外,其余多是何秋涛自己撰写。共计圣武述略6卷,考24卷,传6卷,纪事始末2卷,记2卷,考订诸书15卷,辨正诸书5卷,表7卷,图说1卷,总共68卷,皆本钦定之书及正史为据,旁 采图理琛、陈伦炯、方式济、张鹏翮、赵翼以及近人俞正、张穆、魏 源、姚莹等之论述,并取外国人艾儒略、南怀仁、雅裨理等人著作,上溯圣武之昭垂,下及窝集之要害,“旁征博采,务求详备”。[12]秋涛自称,其取材“一曰本钦定之书以正传,二曰据历代正史以证古迹,三曰汇中外舆图以订山川,四曰搜稗官外纪以资考核。”[13]所研究范围,亦不仅仅局限于蒙古及西北史地,而是围绕着中国北疆和俄罗斯,并叙及东北边疆直至哈萨克等中亚之地及东欧。在时间、空间上远超于前人,堪称是边疆史地研究中的成功之作。

      二

      《朔方备乘》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朔方备乘》是一部针对沙俄的侵华野心,为当时中国国防军事服务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史地专著。

      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对外患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南海防,这使《海国图志》于时之所以会产生轰动的影响不无关系。但实际上,两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来自东南海疆的侵略者,而是来自北方陆路的沙俄帝国。随着《援军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一系列勘界条约的签定,中国东西北疆的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了沙俄的版图。就在当时大多数国人还未真正意识到来自沙俄的巨大侵略威胁之前,何秋涛就开始了《朔方备乘》一书的编撰。他从“揽地利戎机之要”的目的出发,用昭边禁,固封圉,抵御沙俄入侵的思想来纵贯全书。不仅记载了历代北疆用兵利弊,还深入考析了中国北疆的历史沿革和攻守地势。认为中国北疆的最大威胁莫过于沙俄,从西北方来看,“俄罗斯人竟可直至喀伦之外。如嘉庆年间有俄罗斯向哈萨克人索取安集延人口之事,即系在塔尔巴哈台喀伦之外,……其明验也”。[14]故“边防之事,有备无患”,[15]敲响了“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16]的警钟。从东北方向来看,何秋涛则重点考析了吉林、黑龙江、库页岛的边防形势,提出了重防吉林、要防黑龙江、屯戍库页岛的方案。应该指出的是,《朔方备乘》一书中对军事防务的议论,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北疆史地沿革进行严谨考证的基础上。所以议论不但极为精当,而且在史实上也订正了许多伪谬,从学术的视野很有力度地维护了中国领土的权益,堪称经世致用的典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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