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将日本视为最佳学习榜样。中国留日生的日本观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的印象从总体上讲是很好的。当时日本是欧美新思想传入中国的一座带有中介意义的“桥”，而留日生则充当了真正的架桥铺路人。留日生对中国社会的突出影响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 近百年来，中国往日本留学者约10万人。从1896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年间，留日生约5万多人。百年中有10万人的庞大的中国留学生队伍去学习日本，研究日本，自然对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中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留日生日本观的构成及其行为走向。全面、系统、准确地去探讨中国留日生日本观的内涵、流变、客观效果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考虑到人们对近十几年留日生的日本观比较容易把握的客观现实，本文即着重去研究第一个50年间中国留日生日本观的形成、构架、起伏及其对吸收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留日生日本观形成的诸因素 近代中国，留学生的走向基本和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的转换相一致。因而，制约中国留日生日本观的第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对日本的总体观感。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中国人一向是十分关注的。但古代是大批日本人来中国留学，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又和中国一样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所以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并没有想到向日本学习。不料，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甲午战争中又大败清帝国，中国人不得不对日本另眼相看，朝野上下乃至民间均呼吁向日本学习，振兴中华。而且，欧美毕竟离中国太远，文化差异也大，日本和中国社会文化相近，且在学欧美中大获成功，向日本学习是中国人的最佳选择。诚如有一本《日本游学指南》所概括的：“凡天下之理，自最下层一跃而至于最上层，鲜有不踬者。欧美各国之文明，以今日之吾国视之，其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故吾之游学于彼，则所谓自最下层而欲至最上层耳。吾国今日之程度，非得一桥，以为过渡之助，未见其能几也。今日之日本，其于吾国之关系，则犹桥耳。数十年以后，吾国之程度，积渐增高，则欧美各国，固吾之外府也。为今之计，则莫如首就日本。”[1] 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人视欧美为一等强国，日本为二等强国。日本这样的亚洲国家引进了西方文化，国势大振，中国应该以日本为“桥”，通过这座难得的桥，到达西方工业社会的彼岸。以日为师，走向近代社会，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基本是这样的日本观。3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为抵抗侵略，更需要研究日本，中国人仍视日本为强国。一般来讲，除了特殊的教育文化交流外，强国是弱国留学生向往的“圣地”和“取经”的源泉。甲午战后50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最基本看法，就是认为日本比中国强，中国留学生大批涌向日本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日本强于中国。为求中国富强，往日本留学，是最浅显但又是最基本的一个因素。正如吴玉章赴日留学时所云：“为求富国强兵策”，“浮槎东渡起雄心”。[2]这种通过留日而强国的思维范式正是甲午战后50年乃至近百年中国人日本观的一个缩影。 影响留日生日本观的第二个因素是活跃在政界、学界即社会各方名流的舆论导向。 晚清到民国，许多名流学者或政治家、思想家都对日本有过这样那样的评说，有的还著文、写书、发表演说，表明对日本的观感。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蒋介石、章太炎、陈独秀、郭沫若，几乎都认真而深入地评说过日本。受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的制约，他们的言论虽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前后矛盾，但提倡中国要学习日本的长处，要派青年赴日留学是一致的。无论中日关系如何变化，这些名人总是想告诫中国人，日本是中国振兴的一位难得的“老师”。他们的这种思想指导，自然先入为主，左右着留日学生的日本观。以晚清为例，甲午战争前后的政界和思想文化界，几乎一致在鼓吹“以日为师”。张之洞著《劝学篇》，大力宣传留学日本，振兴清廷，其云：“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木、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3]杨深秀上奏折称：“泰西各国，自政治、律例、理财、交涉、武备、农工、商务、矿务莫不有学，日本变新之始，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华易游学成必自日本始。”[4]康有为著《日本明治变政考》，在肯定了日本强国的成功之路在于改革之后，呼吁“以日为师”，“以法为鉴”。严复也多次宣传日本是中国学习的榜样，甚至说清廷“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5]。梁启超的话更入木三分，认为清廷的衰弱，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6]。29岁的黄遵宪在1877年出任清廷驻日本使馆参赞后，经过4年实地考察，写成了中国人编著的第一部日本通史——《日本国志》，又写了以史注诗的《日本杂事诗》，对中国人日本观的形成颇有影响。 为了认识日本，从晚清到民国，有相当多的人到日本考察。他们或为政府派出，或为私人访问，或为学术交流。这批人还多数写有考察报告、日记或丛录，据笔者所见有50多种。仍以晚清为例，有影响的赴日考察作品就有20多部，如王韬的《扶桑游记》、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备要》、傅云龙的《日本游历图经》、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姚锡光的《东瀛学校举概》、张謇的《东游日记》等。这些作品，一般记事准确，条理清晰，叙事和议论相结合，具有可读性、启发性等特点，在社会各界流传较广。其中的一些观点，很有代表性。如张謇在《东游日记》中讲：日本“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摹力追，……上下同心，乃有今日”。他认为日本之强，关键是有世界竞争意识，当今之计，必须“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要想在竞争中强国，必须“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7]。这是张謇考察日本的心得，也具体展示了他的日本观。赴日留学的中国学子，出国前十有八九读过像张謇这些人的作品，这些人的日本观就成了留日生看日本的重要思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