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伶仃走私基地是鸦片战争前夕西方对华侵略、冲击的重要据点。本文对该基地的形成，扩展和功能进行了分析说明。[1] 〔关键词〕 中国经济史 伶仃 鸦片贸易 走私 在鸦片战争前的20年左右时间里，西方势力对华鸦片走私的主要基地是伶仃。加强对伶仃走私基地的研究，不仅对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研究，对中国经济中上鸦片贸易这一特殊现象的研究有所俾益，而且，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上走私与反走私、贩毒与反贩毒的状况，以为今天的禁毒与反走私斗争服务，也有其明显的现实意义。尽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我们只能从中获取沉痛的教训，但这种教训毕竟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一、伶仃走私基地的成因 伶仃走私基地，从地域上讲，是指以内伶仃岛南边的锚地为核心，以伶仃洋为主区域的珠江口外广大洋面。活动于伶仃走私基地的外国船只，往往根据躲避台风，防范中国水师的检查等需要而在该洋面移动分布，其经常驻扎的地方，除伶仃锚地外，尚有金星门、急水门等等便于碇泊的海湾。 伶仃走私基地正式形成于1821年。在此之前，西方势力对华鸦片走私，主要通过澳门与黄埔这两个地方进行。西方势力之所以要改换走私场所而在伶仃洋面上另辟基地，主要是由如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广东官府的禁烟措施趋严，反鸦片走私力度加大。从表面看，清政府虽然长期施行禁烟政策，而且，转入嘉庆朝，政策还不断有所趋严。但由于措施乏力，管理上漏洞百出，更加上官吏受贿循私、行商居间欺瞒，从而根本无法阻止西方势力疯狂的走私行径，使清廷的禁烟谕令长期徒具虚文，得不到有效施行。转入嘉庆未年道兴初年，广东政府明显加强了禁烟力度。1820年，两广总督等严饬有关官吏对“碇泊澳门港口之西洋船只”“严加搜查”，对进入黄埔的“各国船只”“严加防范”，“定将违禁者驱逐，不许贸易”。[2]并严格规定，一经发现外商走私，“则保商应独负其责，亦必遭破获惩处，而通事、买办亦难辞其咎。”[3]1821年，广东政府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在“严切传谕各国大班，并密访内地接引奸民，尽法处治”的同时，还惩处了包庇西方走私势力，“通同徇隐”的行商，将商首“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摘去，责令率同众洋商力为遵旨杜绝。”[4]随即，又在澳门对从事鸦片买卖的华人奸商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拿获了叶恒澍等一批不法商人，“分别定拟”，依律治罪。[5]广东官府的这一系列措施，对澳门、黄埔的鸦片走私产生了较大的震慑力量，对迫使西方贩毒势力逐步撤离黄埔、澳门发挥了较明显作用。1820年，鸦片趸船在形势压迫下开始撤出黄埔。当年，在黄埔经营鸦片趸船的散商戴维森就向东印度公司驻华委员会报告，“公所和保商对我们说，该船继续留在黄埔，则船只和财物有被拿捕的危险，而且急于劝说我们将该船开走，以免发生更大的不幸。现在该船停泊此处作为鸦片趸船过于显眼”。在这种形势下，东印度公司委员会只好“毫不迟疑地通知戴维森将双桅趸船开走，不要延迟”。[6]1821年，在广东政府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的背景下，行商告知英商，在黄埔的“鸦片买卖已有危险和危机，”“现在碇泊黄埔用来做鸦片趸船的船艇，应立即驶离内河。”否则，负有联带责任的行商将“不得不向政府提出报告要查禁这种船艇。”[7]同时，广东官府查处了四艘载有鸦片的外船，迫使这些船在接受处罚后离开了黄埔。[8]至此，黄埔作为大规模鸦片走私场所的作用乃告结束。与此同时，澳门的鸦片贸易也受到沉重打击。1821年底，东印度公司驻华委员会在给公司总部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政府严厉禁烟措施下，“澳门的鸦片贸易亦中断，而我们当前无法说，在什么情况下，它大概会重新恢复。”[9]澳门这个鸦片走私场所也处于风声鹤唳，风光不再的境地。 第二，英国和葡国为鸦片利益而进行的竞争趋于白热化，也起到了驱使英人放弃澳门基地的作用。在伶仃走私基地形成前，利用澳门从事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是英、葡两大走私势力。在鸦片贸易中，这两股势力长期是既互相利用，又勾心斗角。而且，为争夺鸦片贸易的巨大利益，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始终构成了这两股势力关系的基调。葡萄牙人是把鸦片作为毒品输入中国的始作俑者。到英国人后来居上，成为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力量后，葡萄牙人一方面利用自身力量继续从事鸦片贸易，与英人竞争，另方面，又为英国人利用澳门进行鸦片走私提供一定条件，并想方设法从中牟取利益。如，他们为英人输送鸦片至澳提供方便，使“鸦片常常藏在葡萄牙船底运到行号寄售”，[10]以便据此瓜分好处；他们允许英人利用澳门经营鸦片，但规定必须假手葡人，“雇佣葡萄牙代理人”，以便葡人“从销售中拿一定佣金”；[11]他们以筹集买通中国官吏的行贿基金为名，对在澳出售的鸦片“征收每箱40元的摊派款项”。[12]除这类手段外，更为突出的是，他们与英国散商互相勾结，在印度西岸的孟买等地组织大量廉价鸦片转往中国，以与东印度公司垄断控制的自印度东部加尔各答出口的公班士相竞争。东印度公司为了对付这种鸦片贸易中“可怕的竞争者”，[13]规定“凡持凭公司许可证的船只均禁止从孟买装运白皮土出口。”对此，从事孟买鸦片贸易的英国散商“于是租用悬葡萄牙旗的船只将白皮土运往澳门”。[14]到1817年，“由葡萄牙船转入澳门”的廉价鸦片数量已达1015箱。[15]。为进一步反击葡萄牙人的走私竞争，英国方面除“向从中国驶往孟加拉和英伦的葡萄牙船只征收双倍的关税”[16]以示报复外，还准备“由英葡两国政府进行磋商，俾后者据以禁止非（东印度公司）垄断的鸦片转入澳门”，并试图“将公班士削价”，与经葡人输华的廉价鸦片一较长短。[17]这样，围绕着鸦片走私利益的竞争，英葡两股贩毒势力的冲突争斗不断升温，日趋激烈。到1819年，葡方的澳门总督更向东印度公司抛出了一个“改变鸦片贸易的建议”，试图与英国共同垄断瓜分鸦片利益。该建议提出，应在孟买设立一个与加尔各答平行的垄断性市场，由这两个市场按基本对等的比例共同对华输出鸦片。作为交换，澳门口岸对英国船只开放，但英国公司必须按鸦片输入量向澳门葡人交纳高额关税。葡方在建议中并强硬指出，鸦片贸易绝不能“没有他们的合作”，如果葡人“在单独由葡萄牙保有的澳门口岸禁止该项贸易的话，”则英国对华鸦片输出将“最终不能实现。”[18]葡方这种态度强硬，要价甚高的“建议”，自然不能为一心想垄断对华鸦片贸易的英国人所接受，从而促使英国人作出了放弃澳门，另谋走私基地的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就是将鸦片走私“在黄埔发展，而有时则移到伶仃”。[19]到1820、21年，随广东政府禁烟措施的加强，英人就更只能舍黄埔而趋伶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