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崛起，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促成的，其中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战事所引发的难民潮汹涌而入被视为“安全”区域的上海租界，是一个尤为关键的因素。在它的影响下，上海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异乎往古的深刻变迁，主要体现在租界人口的迅速膨胀，“华洋杂处”格局的形成，租界防御自卫体系和市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北市的兴起与繁荣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互作用，使此前功能单调的租界社区迅速转变为百业兴旺、繁华空前的全功能社区，并逐渐取代南市，成为上海社会经济近代化的龙头，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上海城市的空间格局，为上海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近代上海的崛起，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促成的。譬如，上海本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传统，1843年上海开埠通商及租界之辟设，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发展及上海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等等，都很关键。其中小刀会起义、太平军战事所导至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历史因缘，它们直接推动了上海向近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迈进。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指出： “上海市面之兴盛，论者多归美于英人商业眼光之透辟。其实亦不尽然。上海开埠，当前清道光壬寅之后，然迄道光三十年间，滨江茅屋，芦苇为邻，商市萧条，烟户零落。阅裘雪司氏《上海通商史》，则知此十年间，沪市固未见进步也。及咸丰三年，刘丽川踞城为乱，时则太平军亦已占有南京，刘与英领阿法暗通，观上海道员吴健彰之不死于难，此中消息，颇费推详。而太平军之发难，其初外人亦严守中立，故租界因得圈出战线之外，于是远近避难者，遂以沪上为世外桃源。当太平军逼近上海之际，某寓公名租界为‘四素地’。盖界内籍外人之势力以免兵祸，所谓素夷狄、素患难者是。而流寓之中，富贵贫贱相率偕来，则所谓素富贵、素贫贱者是。此为上海市面兴盛之第一步。……以上海襟江带海，复经外人之竭力经营，工商发达，输运便利，其足以吸收全国之商业固已。然无吾国数次之乱，其效果亦决不至是。”[1] 关于这一点，近年出版或发表的上海史著作和论文已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均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以为，如果没有小刀会之役和太平军战事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变动，开埠后的上海不可能在短短十余年时间就获得空前规模的大发展，亦不可能那样迅速地一跃而为近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因此，在研究近代上海兴起的时候，充分地认识小刀会之役和太平军战事这两大事件对上海的深远影响是非常必要的。 一、难民潮与上海租界人口骤增 1851年，太平军金田起义后，迅速由广西北上，挺进湖南、湖北，并沿江东下，夺取芜湖、九江、安庆，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1853年3月，定都金陵后，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太平军胜利进军的鼓舞和推动下，活跃在上海一带的不同会党帮派的数千名徒众，共同组织了一个名叫小刀会的秘密团体，并于1853年9月发动起义，从9月5日到17日12天内先后攻占了嘉定、上海、宝山、南汇、青浦等6座县城，并一度占领太仓。这次起义虽然仅持续了一年又5个月，便在清军和外国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却不可以区区视之。正是在它的冲击下，上海及周边数县的“衣冠右族”及惧乱的平民百姓纷纷避入所谓“中立区”，出现了上海历史上第一次难民潮。上海租界人口因此骤增至2万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受太平军的冲击，来自长江两岸的难民也开始顺江而下，涌入上海。 小刀会起义平息后，因战乱而避居租界的官绅士庶纷纷还乡，上海租界人口一度有所减少。但到60年代初，太平军经历了内讧之后重新恢复了元气。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挥师东征，杀向江浙地区，并于1860年6月、1862年1月和5月，三次进攻上海，兵锋直抵上海城下。 太平军江浙战事及三次进攻上海，强有力地冲击了江南原来的人口秩序，此前人烟稠密的江浙地区变得一派荒凉，“（苏南地区）各厅州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2]。除了战乱导致人口自然减损外，造成江浙地区“人烟寥落”的原因，主要是大量人口外逃避难，纷纷涌入被视为“安全”区域的上海租界，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3]，由此出现了上海历史上第二次难民潮。比之第一次难民潮，这次难民潮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影响也更为深远。 在“丛集沪上”的难民中，有上海邻县、苏南、杭嘉湖等地及浙江其它县市来的难民，也有从路途遥远的安徽、江西、福建、山东等地辗转来沪的难民；有中等殷实之家和财溢万贯的官绅、地主、商人及并不很富裕的文人学士，以及成群结队、身无分文的无家可归者。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据《北华捷报》载：“最初流入租界的大批难民，主要是从西南方面各村庄而来，但以后自上海各方面传来警报，老百姓从各个方向到达河的这一边，以致租界附近和界内的道路与空地上都挤满了一批批男妇老幼，他们还牵着水牛和黄牛”。当时，上海周围“凡是能够逃难的人都纷纷涌进租界，致使租界成为……巨大的避难所”[4]。太平军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会引发一股股难民流。1862年8月27日，太平军进逼上海郊区法华镇与老闸桥地区时，“成群结队，无家可归的难民，再次纷纷集中在租界内。正如叛军过去九次逼进上海时发生的情形一样，我们曾到跑马场亲眼看到贫苦阶层的难民，他们忍受着与前几次同样的痛苦，缺少休息和食物，同样表示绝望，只是这次逃难的人数要比以往为多。单是在旧跑马场一带，难民的人数就不会少于一万一千名，其中主要为老人与妇孺，他们从自己的家宅被赶出后，带着少量的粮食，少数煮饭的什物与一点点铺盖，一家一家人聚在一起。”[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