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前期的台湾属典型的移民社会。到了晚清，在台湾移民的后裔逐渐取代新移民成为居民中的大多数；居民中祖籍分类意识趋于淡薄，超祖籍的祭祀圈和血缘宗族普遍出现，居民对现居地认同感增强；地方文教的普及和科举的兴盛造就了一个士绅阶层；中华文化及传统道德观念已在台湾扎根。台湾由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 关键词 晚清 台湾社会 转型与特征 清代前期的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其社会特征与大陆的母体社会相比，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开发的进展，人口的繁衍，以及经济的勃兴，台湾的移民社会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到清代后期，即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人口结构、社会组织以及政经文教制度与大陆内地基本上趋于一致，民众对现居地的认同感也进一步加强，台湾已由一个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 晚清台湾社会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口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变化 清代前期台湾的居民以移民为主，人口的增长主要以移入增长为主。社会转型之后，新移民在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人口结构以移民的后裔为主，人口的增长也转变为以自然增长为主。这首先可以从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人口增长率中得到说明。 清统一台湾之初的人口，据蒋毓英《台湾府志》记载，有男子16274人，妇女13955人，总计实在民口30229人。[1]考虑到当时人口统计中存在的缺漏等因素，我们可把这一数字修正为大约10万人。早先，清政府虽然对移民渡台实行严格的限制，但由于人多地少所造成的沉重的人口压力，大陆闽、粤两省沿海的居民仍利用各种方式大量偷渡来台，故这一时期台湾人口的增长极为迅速。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台湾的人口已达912920人[2]，96年之中，增加了80多万，年增长率为126‰。嘉庆十六年（1811年），台湾的人口已增至1944373人[3]，这一阶段台湾人口的增长率为26.40‰。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人口增长和土地开辟的速度都达到了高峰。此后，台湾人口增长的速度趋缓，到割台前夕的1893年，台湾人口数为2545731人[4]，80余年仅增加了60万余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29‰。此时人口的增加主要是自然的增长，大陆来台的移民已经不多了。光绪元年（1875年）日军侵台的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实行“开山抚番”政策，在汕头、厦门及香港等三地设招垦局，招徕大陆移民垦辟卑南、恒春及埔里等地旷土，但应募者寥寥，成效不著，也证明了这一点，盖因此时闽粤移民的方向已开始转向南洋群岛等其他地区了。 人口结构的另一变化是性比例和年龄结构渐渐趋于正常。移民偷渡来台是一项高度冒险的活动，且因清廷曾禁止移民携眷渡台，所以前期来台的移民大多为青壮年的单身男子，妇女、老人和儿童极少。如《诸罗县志》所载：“男多于女，有村庄数百人而无一眷口者。”[5]康熙末年入台的蓝鼎元在《经理台湾疏》中也说：“统计台湾一府，惟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女之人民。自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百人；南路凤山、新园、琅
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及数百人。”[6]性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年龄组合的异常是清代前期台湾移民社会人口结构的特征。人口结构的失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清代台湾社会动乱频繁的主因之一。有鉴于此，在巡台御史及闽省地方官员的建议之下，清廷曾经多次开放禁令，准许民众搬眷过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林爽文起义被镇压之后，福康安又奏请“嗣后安分良民情愿携眷来台湾者，由地方官查实给照，准其渡海”。[7]经过历次弛禁之后，台湾的人口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据嘉庆十六年（1811年）人口统计的资料，各县厅中幼丁男女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台湾县36.2%，凤山县41%，嘉义县49.30%，彰化县29.7%，淡水厅45.9%。[8]又据日本占领台湾之后于1896年进行的人口调查统计，台湾人口的性比例为（女）100∶（男）119。[9]在清代后期，台湾人口的结构已基本上趋于正常。 在清代前期的移民社会中，移民来台之后主要进行开荒拓垦，居民的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比较简单，除了业主、富户之外，其他居民则多是佃农、工匠，另外由于游民的大量涌入，许多人到台后找不到工作，所以无业游民（俗称“罗汉脚”）在社会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开发进程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贸易的繁荣，居民的职业结构也渐趋复杂和完备。此外，由于道光以后，姚莹等地方官实行“收募游民，化莠为良”的政策以及开港后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繁荣，制糖、制茶、制樟脑等产业兴起，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原来四处飘荡的无业游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地减少了。 二 祭祀圈的建立和宗族的形成 祭祀圈和宗族是研究台湾移民社会组织的两条主要线索，超祖藉的祭祀圈的建立和血缘宗族的形成是台湾由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