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政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保持革命情操，是革命领导人都会严肃考虑的问题。 孙中山先生，虽然在1912年让出政权以后[①]，不能说他是国家的有职有权的领导者，但他仍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但他在考虑一切问题时，实际上还是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出发。他着重考虑了，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如何保持纯洁性问题。 一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职，他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说，“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各国民之力量，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地位，以翼世界和平。”[②]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演说中说，“我虽然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这绝不是说，我将不为共和国效劳。”[③]孙中山此时还是十分理想化地看待政府与普通人民之间的关系，十分幼稚地看待在政治生活中掌握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天真地说，“本总统解职之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其大部分之力量，则全在吾中华民国之国民。”[④]他的举措，受到中国的传统社会舆论的赞扬，一些致意电文从各处拍发到南京，“我大总统竟弃大权如敝屣”、“揖让高风，曷胜钦佩”，表示对他的崇敬。“解甲归田”、“功成身退”的词句，一时成为各地执掌兵权的新旧军人假意让权的口头禅。他欣然放弃国家政权的演说，被译为法文、俄文，在欧洲大陆上引起政治家的评论。 当然，从1911—1912年的形势看，以武装起义、夺取地方政权，为唯一革命目标，以及几乎是唯一革命经验的孙中山革命派，从来没有学过与反动政治势力周旋谈判的本领。他们远不是袁世凯，这个集中了封建社会政治诈术于一身的野心家的对手。更何况袁世凯是旧军阀、旧官僚势力的代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庞大的派系集团势力。因此，在民初十余年的这场政治较量中，真诚的革命者，遭受这样或那样的失败，并不会出于人们意料之外。 孙中山1912年在答复袁世凯气势汹汹的质询，问他是否诚意让权时，他的复电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由此不反对与北方议和。如果由于袁世凯的努力，“不劳战争”，达到民族调和、清室退位，国民实现建立民主国的志愿，他愿意“推动让能”[⑤]。由此可见，孙中山让位的出发点，首先考虑的是让人民免于战争灾难。其次，是由于认识的局限，使他对当时的形势，革命党以及他自己所应肩负的历史责任，缺乏正确的判断。他在答复宋教仁的疑惑时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⑥]。现时不能从政治方面着手，而应该从发展物力下手，使民生充裕，政治乃能活动。他认为自清廷退位，他所提倡的民族、民权主义都已完成，只需致力民生主义。众所周知，他提出自己要立即放弃从事政治（“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力于修建全国铁路网的宏愿。他承认，自此以后，他“颇不暇尽力于党事”，但是对于党的建设问题，他是很关心的，提出了许多主张。 （一）不管政府性质如何，政党总是存在的。 孙中山从1894年建立兴中会，1905年发展为同盟会，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他们都没有用政党的字眼来标榜自己；那个时期，在国内和海外所组织的各种革命团体，亦复如此。虽然他们有纲领，有奋斗目标，有组织分工，甚至发布有对内、对外宣言，实质上都是政党，但没有哪一个团体以“党”自称。这固然是因为害怕锋芒太露遭到清政府镇压，同时也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君子不党”，党“尚黑”，一种竭力阻止人们互相往来以维护封建社会的安定性的传统观念，深深地存在于人们日常交往的观念规范之中。一个革命团体如果标榜自己是党，他会马上失去很多群众。1912年以后，事实上是开了党禁。各种以政党自称、自命的团体逐渐多起来。这时孙中山才首次正面地谈到他对政党的主张，当然基本上是根据西方政治生活经验而提出的。 他在1912年7月中下旬，在上海接见纽约《独立杂志》特约代表李佳白（Rilbert G.Reid）时，他承认“中国也已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并且说，“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党的指导权，也总是从此一党转移到彼一党的”[⑦]。 孙中山对于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的看法，自他卸任大总统职务以后，到他抵北京（1912年4月1日—1912年8月24日），他的看法似乎经历了一个从较自由遐想到较稳健保守的过程。在南方，他接触的党派是上海的自由党和崇明的社会党支部。他自称“余乃极端之社会党”[⑧]，因为他希望在中国实行亨利·乔治的平均地权和把公用企业收归国有的主张。他此时对建立社会党的江亢虎评价很高，引为同道，说“我为不孤矣”[⑨]。因之，孙中山北上途中，烟台同盟会曾和社会党联合开会欢迎，可见两党关系密切。他在自由党的演说中讲到党的作用时说，“政府善则扶持之，不善则推翻之”，这是十分大胆的语言。虽然他随即补充说，“然现在我民党之势力，尚甚薄弱，恐未能达此目的”。但又推心置腹地说，“惟既具此心，不可不互相勉励，各谋进行；对于今后民国前途，获益非浅[鲜]”。“切盼诸君，勉而行之。”[⑩]不久，孙中山认为政党组织已经太多了，他说，他们最好能联合成为两三个有力的大党，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政党的明确的政策能确定下来。到了1912年8月13日在北京，在同盟会宋教仁的活动下，以当时力量最强的中国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为核心，联合了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11]，五个党组成了国民党，并发表了《国民党宣言》。孙中山等表示“深为赞成”，并与黄兴共同署名，给同盟会各支部发去电文，征求意见。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开会，国民党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也参加了大会，被推选为理事长（不久，孙中山就委任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