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康有为是清朝末年著名的维新思想家，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变革思想。以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的君主专制是康有为变革观的主体内容，基本依据是西方的自然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观，儒学的“至圣先师”孔子被其奉为变法维新的“素王”、祖师爷，借以渲染改革的合理性。康氏以变求通、以变达全的思想并不能改造中国，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仍存严重缺陷。 【关键词】 康有为 变革 上书 改良 君主立宪制 人类社会总是向前迈进的，顺者昌逆者亡是为必然。人们只有从思想上明了变革的重要，才能大胆地摆脱束缚，打破凝固僵化的思想，寻求进步，获得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康有为就是这样一位勇者，尽管他致力奔走的戊戌变法昙花一现，其思想却惊人迷梦。康有为踏出的一步，为后人提供了启示，谭嗣同称之为“一佛出世”。正是基于他的变革观，激发了整一代的青年人探索真理的勇气和追求事业的热诚。由他而始，启蒙了在帝国主义凌辱下振奋起来的中国人，更加全面地考察中国社会，由政治体制入手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谋求中国的近代化。本文就康有为变革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变革目的、理论根据及实质内容作出探讨。 一 康有为（1858—1927）出身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受过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曾拜师理学家朱次琦（九江）。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和刺激下，从小“慷慨有远志”，成长后，不再与其父辈一般循规蹈矩、年复一年地过着俯仰朝廷的官僚生活，而是加入到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传统旧思想的行列，鲜明地打出变法维新的旗帜，提出向西方学习，改良朝政，重振国威，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杰出代表。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艰辛，自产生的那天起，就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尽力摧残，可说在中外势力的夹缝中求生。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直在寻找出路，希望冲破樊篱走上发展的正轨。康有为改革思想的提出，正是成长中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困境，扫清障碍，开拓前景愿望的反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争斗的激烈使帝国主义国家产生重新分割世界的要求。这种背景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帝国主义的魔掌迅速伸向中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仅几年时间，曾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就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沿海的港口到处飘扬着帝国主义舰船的旗子，并顺着长江、黄河两大动脉向内地延伸，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家园沦丧的耻辱，战争重负的压迫，激起了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愿望，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变法图强的主张成了时代的主题。 甲午败北，更暴露出清政府本来就很腐朽虚弱的本质，导致统治集团内部急遽分化。从地主阶级和官僚中分化出来而实质上代表着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利益的政治势力，应时地组合起来，将六十年代出现的改良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并付诸行动。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弥补洋务运动失败的损失，为了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攻势，更是为了清朝统治者的苟延残喘，摆脱政府金融拮据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让出一条路来，放松对民族资本的限制，这就使较多的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于近代新式工业，令民族工商业开始有所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初步的、缓慢的，但是，资产阶级已逐步成长，开始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参与政治生活，他们要求平等，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并使自己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康有为就是这一新生力量的代表者之一，他积极要求改革现状，以变法摆脱贫困、落后、挨打的局面。 康有为认为变法的关键是“断自圣衷”，争取国家统治者皇帝的支持，因此除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外，主要是通过上书皇帝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从1888年开始，“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力请变法。由每次上书的动机明显看出，康有为是怀着一颗沉重的爱国心去行使自己作为炎黄子孙的天职的。第一次上书是听闻中法战争不败而败、列强侵扰吞食边疆而呈。1895年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毅然联合赴京应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愤而上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指出当今之世，“外患内讧，祸在旦夕”，“亡无日矣”！而“变法成天下之治”乃“立国自强之策”。[①]强调若不革旧布新，“恐自尔以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②]然而，多次呈递的奏稿都如泡影般无影无踪，康有为只有“闭门泣血”，但他始终没有放弃。1898年，“窃顷者德人割据胶州，俄人窥伺旅大，诸国环伺，岌岌待亡”，康氏又“竭尽其余”，以更激烈的言词陈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③]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催生着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变革旧制，救亡图存是其政治思想的主体内容，七次上书，汇成一个全面系统的以变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 在上书奏折中，康有为对为什么要变法作了清楚的回答，就是以变求强。他说：“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因为“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沉散漫数”。况今“国朝法度”，“沿明制数百年矣”，“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④]本来“故无百年不变之法”，“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⑤]穷则思变，“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事变必来”，“社稷安危，在此一举”[⑥]。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被当朝光绪皇帝看到，“毅然有改革之志”，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并呈送慈禧太后。[⑦]真正令光绪皇帝决心维新变法的是《上清帝第六书》，光绪对此心泪所成之作感慨万千，置之案头，不时翻阅。1898年6月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破例召见了康有为，任之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事员），专折奏事。
